既往不咎？“向同性恋道歉”中的同性恋民族主义

引言

2017 年 6 月，“彩虹旗、跨性別旗、加拿大建国 150 周年旗”在加拿大国会山上升起。仪式上，总理贾斯廷·特鲁多正式宣布了他一年多来的承诺：“曾经，在不公义的法律下，加拿大公民因同性性行为被判有罪；现在，政府将引入新法律，争取帮助他们洗脱罪名。”[1] 对于一头钻进档案中的历史学家们来说，这一政策并不那么易于接受——历史学家们花了将近三十年时间研究有关男性之间性犯罪的法庭记录，而这一政策也许会将这一切抹去。该政策始于 2016 年 2 月，时任总理的新闻秘书表示，政府试图对埃弗雷特·克利佩特进行死后赦免——该名男子在 20 世纪 60 年代因严重猥亵而被多次定罪，因此他被指定为“危险的性侵犯者”并处以无期徒刑——他的案子一定程度推动了总理贾斯廷的父亲在 1969 年将同性恋部分去罪化。政府计划对过去被判犯有鸡奸和严重猥亵行为的人进行记录复审及可能的赦免，这是政府开展对 LGBTQ 群体的道歉计划的一部分，涉及群体包括那些在不公正的法律政策下遭受苦难的人群，以及从战后时期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被解雇的联邦政府员工和军人。政府这一“向同性恋道歉”(the gay apology)¹ 的行动即日开启。[^2]

人们对道歉的呼吁并非首次。早在二十五年前，为了回应战后清洗同性恋公务员的新闻报道，总理布莱恩·马尔罗尼向众议院表示，这次清洗是“一个无比令人遗憾的事件”，但这与作出道歉还有相当的距离。[3]1998 年，Patrizia Gentile、Gary Kinsman 连同 ta 们的团队对政府反同性恋国家安全运动进行研究，其初步报告呼吁政府作出官方道歉。[4]然而，时任总理让·克雷蒂安没有做出任何回应。而二十年后，乐于参与同性恋游行、穿彩虹长袜的总理致力于作出官方道歉。

那么，为什么“向同性恋道歉”的行动出现在当下呢？是否如一些人所说的那样，这是一种孝敬的行为 (filial honour)——“贾斯廷·特鲁多决定完成他父亲在近 50 年前启动的项目”？[5]我认为，要找到更合理的答案要关注政治语境的变化，尤其是同性恋民族主义 (homonationalism) 的兴起。同性恋民族主义的出现不过二十余年，但当前已经完全处于主导地位。同性恋民族主义政治并不反对异性恋正统主义 (heteronormative)，而是在异性恋正统主义中寻求包容。[6]这正是全国 LGBTQ 游说集团 Egale 口中的“以包容实现进步”。Egale 甚至以每本 15 美元的低价提供“LGBTQ 包容计划口袋指南”，“批量订购还有额外折扣”—这份指南被称为“给寻求提升自身包容性的人的完美礼物”。这场酷儿群体经济行为瞄准了国家层面的包容，以及自由国家对提升其自身包容性前景的渴望，正因如此，“向同性恋道歉”行动离成功只差一步之遥。

在那些已经向同性恋作出道歉的国家（英国、德国、新西兰及澳大利亚的部分城市），官方的道歉行为得到了酷儿群体异口同声的赞同。尽管也存在少数反对的声音试图在早前控制酷儿群体的热情，尤其是那些历史学家，但这不足以扭转向同性恋道歉的浪潮，这股浪潮仍在持续席卷着西方追求自由民主的国家。[7]就在这个月（2017 年 11 月），苏格兰加入了“同性恋悔过国家”(queerly contrite nations) 的行列。在加拿大，关于道歉行为的评论文章感叹道，在这场道歉的比赛中，我们失去了早前的领先位置，从国际舞台上的领头羊退步为了落后者；在这场争夺“对曾受虐待的酷儿公民最为懊悔的国家”之称号的竞争里，我们被迫丧失了暂时性优势。[8]舆论对“向同性恋道歉”行动的一致认可，以及国家曾对部分酷儿身份的人民造成的实质性伤害，使得对道歉行为的质疑显得完全站不住脚。[9]但是，政府行为背后的政治意蕴，以及过去 150 年酷儿历史中赦免对象的庞大数目涉及到了多方利益，因此，我们不得不对道歉行为作辩证的思考。

在加拿大，对道歉行为的学术批评很迟才出现，而且提出批评的是活动家而并非学者。这篇文章尝试深化辩证的框架，从而对加拿大的向同性恋道歉行动进行更深入的理解，尤其是这一行为对同性恋民族主义、自由霸权主义 (liberal hegemony) 以及历史的表达。因此，本文也许应该被视为“阻碍酷儿包容化 (disrupting queer inclusion)”的一部分。[10]

既往不咎？“向同性恋道歉”中的同性恋民族主义

事实上，并未发生过呼吁联邦政府向同性恋道歉的大规模运动。因此，这种道歉行动反映了同性恋民族主义时期的核心政治特征之一：解散了的酷儿选区。自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艾滋激进主义 (AIDS Activism) 衰落后，为北美基层酷儿运动的衰退甚至消失而惋惜，已是大众常态。这种惋惜掩饰了对曾经由白人顺性别男同性恋领导运动的时代的怀念，但必须承认的是，在过去的二十年间，在广泛的激进主义运动下开展的大型集会和直传式战略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人权策略和审判庭上的合法斗争。2005 年，同性婚姻合法化斗争的胜利将此类运动推到了顶峰，部分批评家认为这场斗争强行叫停了一场已经败退的运动。[11]在对政府进展缓慢的“向同性恋道歉”行动的回应中我们发现这类观点逐渐清晰，政府的行动已经演变成一起联合诉讼案。《公正社会报告》(Just Society Report，简称 JSR) 是 Egale 筹备的一份关于“向同性恋道歉”的文件，其中承认了酷儿政治性质的改变，“近期，许多平权斗争都终结于法庭”。尽管如此，《报告》仍然倡导“我们的运动必须联合起来，依据 Egale 提出的坚定且包容的行动计划前进”。但《报告》中反复提起的这项幻影般的运动究竟是什么呢？《报告》中所谓的“伟大的社会项目”背后请愿的群众又在哪里？[12]

倘若《环球邮报》(Globe and Mail) 所言属实，这场向同性恋道歉的竞赛要归功于这家报纸。依据这一版本对事件的描述，一切都始于 2016 年 2 月约翰·易碧森 (John Ibbitson) 所写的关于埃弗雷特·克利佩特 (Everett Klippert) 案的第一篇文章，文中写道：“在《环球邮报》向政府提起克利佩特案后，特鲁多先生决定提议赦免并下令重审此案。”《环球邮报》为此沾沾自喜，见缝插针地向读者们强调，“特鲁多先生是在上周《环球邮报》向他的团队提起克利佩特案之后才决定赦免克利佩特先生”；“经过《环球邮报》对克利佩特案的调查，政府声称将赦免那些因身为同性恋而入狱的人”。[13]也许，总理办公室的人员们对这段历史知之甚少，但易碧森所说的并不准确，克利佩特案并非“在这之前几乎已被忘却”。在诸如社会知识协会 (the Association for Social Knowledge) 的同性恋权益组织中，克利佩特广为人知，20 世纪 60 年代的同性恋权益报刊也曾跟踪报导过他的故事。那个年代，主流报刊也曾对克利佩特的经历做过大量报导，例如，1967 年 11 月，悉尼·卡茨 (Sydney Katz) 就曾为《多伦多明星报》(Toronto Star) 写过两篇与之相关的重要特辑。此外，克利佩特的案件还曾被提到众议院审理。20 世纪 70 年代前期，学者西里尔·格林兰 (Cyril Greenland) 曾详细地记述了克利佩特“引人注目的案子”，并指出，“克利佩特先生的轰动性案件引发了后续一系列事件，荒诞的是，尽管他的行为已经去罪化，他仍然身陷囹圄”。[14]三十年前，我在盖里·吉斯曼 (Gary Kinsman) 的《欲望的规约》(The Regulation of Desire, 1987) 中了解到克利佩特案，在书中，吉斯曼对这起案件进行了分析，并指出了其对加拿大酷儿历史的重要意义。吉斯曼的这部先锋性著作引发了酷儿史研究和书写的热潮，克利佩特的故事也被反复述说。加拿大男女同性恋档案馆 (Canadian Lesbian and Gay Archives) 收集并保存了与克利佩特相关的历史材料，而他的境遇也被卡尔加里同性恋历史计划 (Calgary Gay History Project) 等社区历史计划普及开来。《环球邮报》声称克利佩特几乎已经被忘却，直到易碧森和《环球邮报》将其重提，ta 们应该更加谦逊。

此外，《环球邮报》还借总理为公务员系统和军队中的反同肃清行动道歉一事居功。该报声称，这一切都“源于《环球邮报》报导的一系列故事，他们调查了那些因性取向而获刑或遭到迫害的公职人员和军人们的案件”。[15]同样，这并不属实。我们并非从《环球邮报》得知这一系列肃清事件，而应感谢吉斯曼和金泰尔主持的持续十余年的研究。2010 年，《加拿大对酷儿的战争》(The Canadian War on Queers) [16]将他们的研究推到了顶峰。我想指出的是，酷儿活动家和研究者们开展的酷儿历史研究往往被主流思潮埋没而不为人知，其政治意义也被剥夺。

《环球邮报》还态度更为坚定地声称是他们促使了人权信托机构 Egale 采取行动。该报解释道：“在《环球邮报》系列报道的推动下，Egale 撰写了一份报告，探讨联邦政府如何对性少数群体在过去和当下遭受的不公待遇做出统一回应。”[17]确实，Egale 被《环球邮报》的这篇文章以及政府的回应打得措手不及。Egale 的执行理事海伦·肯尼迪 (Helen Kennedy) 在报告中称，“我吓了一跳。”[18]为了抢占先机，Egale 推出了《公正社会报告》，并在开头声明“约翰·易碧森关于埃弗雷特·克利佩特的精彩绝伦的文章开启了一段新进程，我们强烈希望能协助政府推进这一进程”。报告的后续内容中还写道：“我们还要感谢《环球邮报》，该报使克利佩特的故事以及我们的群体所受的不公待遇再次进入公众视野。”[19]呼吁联邦政府呼吁向加拿大的酷儿公民道歉，并让人们再度关注酷儿群体所受的不公待遇的竟非这个国家的酷儿游说团体，而是一家报社，这意味着什么呢？事实上，这是一场垂死的运动的又一个标志。就拿 Egale 来说，它曾经是一个政治辩护团体，却在过去的几年里变质为一个“人权信托机构”(human rights trust)，它秉持慈善的姿态，与政府部门签订了收费服务合同，这使它丧失了政治交涉的权能。正如肯尼迪所说，“我们必须在政治上谨慎行动。”[20]这样的团体不只有 Egale。加拿大性别和性多元中心（The Canadian Centre for Gender and Sexual Diversity）同样是一个以渥太华为主要活动范围、以教育为导向的团体。该组织也推出了支持“向同性恋道歉”行动的报告。和 Egale 相似，作为一个慈善组织，他们极可能也受到政治约束。[21]

在这场道歉竞赛中，并非所有组织都是慈善性质的。“我们要求道歉网络”（We Demand an Apology Network）联合了“那些在针对公职人员、加拿大皇家骑警和军队的国家安全同性恋肃清运动中受直接影响的人，以及坚信此举并不公正的研究者和支持者们”。这个团体向政府递交了与 Egale 的《公正社会报告》截然不同的报告。他们没有选择站在政府的立场说话，而是更加直接地基于那些被国家解聘或遭受歧视的酷儿雇员及人民的遭遇。这份报告围绕着历史记录展开，记述了因政府的反同政策与行动而备受折磨的群体。值得强调的是，越来越多酷儿身份的人们愿意站出来说出自己的故事，他们对这股日益增强的“向同性恋道歉”的势头做出的贡献不输于《环球邮报》和 Egale。[22]综上所述，我们可说，国际团体诸如“要求道歉网络”并非仅仅是一场运动的产物。

加入这场道歉竞赛的还有一个群体，那就是政府或政治家们。特鲁多在宣布那个重要承诺的八个月后，认命议员兰迪·布瓦索诺 (Randy Boissonnault) 为其“向同性恋道歉”等 LGBTQ 事项中的特别顾问。对此，布瓦索尔说道：“我期待着能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与 Egale 等组织开展紧密合作，共同助力政府追求平等的进程。”[23]其言外之意在于，追求平等的进程并非以 Egale 或“运动”为主导，相反，这是一项政府的议程，Egale 等组织仅仅作为合作者起到协助推进作用。负责道歉行动的政府机关不断壮大。2017 年 3 月，加拿大枢密院办公室建立了一个 LGBTQ2 秘书处，并为未来三年拨出了 360 万美元的预算。为了协助“向同性恋道歉”行动的推进，九月，政府还建立了一个由律师、政治家、商人组成的咨询委员会。尽管这项议程与历史和史学研究紧密相关，该委员会的成员却不含历史学家，此外，也没有任何与政府此前的反同行为直接相关的代理人员。委员会中有一位加拿大武装部队退伍成员，该退伍成员曾担任加拿大国内行动联合指挥中心副主席，并在温哥华奥运会和多伦多 G8/G20 峰会出任现场监督，[24] 在那场峰会中曾有 1000 名抗议者而被捕，其中包括许多酷儿游行者，随后，他在一份独立报告中对峰会安保做出了尖锐的批评。[25]政府已下令该委员会成员签署一封保密协议，然而不知为何，有不少传言称其实际工作为“利益相关者拓展及双向会谈”。[26]盖里·吉斯曼曾被邀请加入该委员会，考虑到他的专业素养，这不失为一个明智的选择。但由于政府对保密性的要求与当初的反同行动如出一辙，吉斯曼不得不拒绝了这一邀请。[27]确实，该委员会包含了几名酷儿长期活动家，然而政府对保密性的坚持束缚了他们作为酷儿群体的代表并与这一群体沟通的有效性。委员会本应成为“联系两端的桥梁”，以积极而真诚的姿态与酷儿群体开展紧密联系，然而，他们的活动机会却被削减为发放问卷的被动形式，问卷里充满了预设的限制条件和面向“利益相关者”的问题，他们的反馈则将被作为“酷儿群体共同商议的结果”。

这场“向同性恋道歉”的竞赛的参与者有报刊、政治家、游说家、律师、司法机关、慈善组织和一个网络团体，他们一窝蜂地投入一种为道歉服务的政府官僚主义。倘若这是一场运动，则是典型的自上而下的运动。很久以前，活动家们如果要组织一场此类呼吁联邦政府道歉的活动，会策划一场在国会山的大游行，一些激进主义的团队或许还会编创一出高度公众化、政治化的戏剧（我投票支持把贾斯廷·特鲁多的搞笑画像绑在在微缩老虎机上）。然而，在这场“向同性恋道歉”的行动中，激进团体缺席，取而代之的是一群被动员起来的支持者，他们似乎更加青睐把撰写报告、制作网站、上诉以及在请愿书上签字作为行动策略，这些策略全都面向政府，而非旨在发起一场运动。

关于这场道歉竞赛的领头者们，我们又知道些什么呢？在参与道歉行动之前，易碧森作为麦克·哈里斯 (Mike Harris) 和史蒂芬·哈珀 (Stefen Harper) 的支持者为人所知，他主张小型政府、降低税收，以及市场自由。阅读了大量他发表于报刊的有关道歉行动的文章，却不知道他的同性恋身份也是完全可能的。这一情况以“他的个人生活与政治形象和工作无关”为由被搪塞了过去，但这个理由颇为牵强。[28]布瓦索诺则被描述为一个“活力四射的前商业顾问，现菜鸟议员”，他自称是一名有着“出色的商业领导经历”的“成功的企业家”。事实上，他告诉我们，“我热爱商业和财富的生成……我很喜欢自主创业所提供的自由，因此我决定不再全职为他人工作。”如果一个人能在商业中找到自由，那么商业抱负显然也会限制其自由。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布瓦索诺作为罗氏奖学金的获得者在牛津大学学习。每到星期四的晚上，他都会离开校园，因为那是校内酷儿团体集会的时间，当时还未出柜的他希望与之保持距离。他说：“那时我认为，一旦出柜，我的前景就会毁于一旦。”[29]如果你想找一个被金泰尔和吉斯曼所戏称为“新自由主义酷儿”(neoliberal queers) 的封面男孩，他就近在眼前。[30]

换言之，同性恋民族主义不仅仅是一系列政治效应，它同样建构了多种并存的酷儿主体意识。随着同性恋民族主义的兴起，探讨同性恋正统主义 (homonormative) 的话题应运而生，尤其是对体面的同性伴侣的界定：已婚，单配制，年龄合适，在私人范围内实现安居，并且在性生活上保持封闭性和排他性。[31]皮埃尔·特鲁多 (Pierre Trudeau) 曾为同性恋勾画了一个理想状态：在同性性行为只能由两人自愿参与的前提下，允许成年人在私人卧室中进行该行为，但不得超过两人。某种程度上，当今的体面同性伴侣将这一愿景变成了现实。在这场“向同性恋道歉”的竞赛中，随处可见对这种体面的同性伴侣的描述，只需读一篇相关的新闻报道就能从中看到几个案例。报导中写道，一位被加拿大军队解雇的女性“在 4 月结婚，并与她的妻子一起……养育着一个女儿……这对伴侣将在 11 月迎来她们的第二个孩子”，此外，还有一名同样被军队解雇的男性“拥有一段近 12 年的恋爱关系”。[32]然而，当前的恋爱关系和生育状态，与他们曾经被从军队中驱逐，如今向政府索赔，又有什么关系呢？某种层面上，两者自然毫无联系。但在另一个层面上，这为一个以创伤为开端的故事提供了美好的结局。一份报告中问道：“是否存在一些人因被解雇而经受了巨大的创伤，以至于始终无法痊愈？”该报告随后写道：“一些人走向了抑郁，一些人沾染了毒瘾，一些人选择了自杀。”[33]我决不愿给人们真实经历的伤痛打折扣，但我想强调两点。第一点，在这种创伤理论中，这些人群和他们的诉求的根基并非酷儿群体在职场免受歧视和骚扰的正当权利，而是目前占统治地位的新自由主义所谓的心理治疗，这其实是将系统性的问题降格为个体的病症及疗法，不过是欲盖弥彰。第二点，同性婚姻和家庭生活的治愈力量使破碎的事物再度完整，这样偿还式的故事被反复叙述，有助于树立他们的同性恋正统性，让他们在直人社会的视角下值得获得道歉。

从损伤到幸福婚姻的记述还体现了情感在这场“向同性恋道歉”的竞赛中的地位。Egale 的执行理事海伦·肯尼迪在描述特鲁多的声明时说，特鲁多会将道歉化为“一个十分动情的时刻”。布瓦索诺曾说：“人们向我哭诉被解雇的感受时，我紧握着他们的手。”[34]但从特定角度来看，流泪的时刻或许被描述为百感交杂之时。“我一心想做的事就是为我的国家服务，”一位因身为女同性恋者而被迫离开军队的女性解释道。她与她的伴侣共同生活了 25 年，“我们很幸运地拥有一个儿子，他已经 27 岁了”，但是，“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一听到国歌就忍不住哭泣”。她不是唯一一个听到国歌便心生伤感的人。“我花了很长时间才在加拿大重拾自尊，”一名男性告诉我们，“我花了大约 20 年才能唱出《啊，加拿大》。”我举这些例子的目的并非突出个体。我想突出一种建立于同性恋民族主义之上的结构性情感，我认为这种情感是“真正的爱国情怀”，它使那些被国家伤害过的酷儿国民重回祖国的怀抱。正如那位女性所引述的，“奇怪的是，倘若能再给我一次报效国家的机会，我会毫不犹豫地接受！”另一名女性在被军队解雇后仍然说，她“从未后悔当初为国家服务”。[35]也许，酷儿公民和国家处于一种糟糕的浪漫关系中，但 ta 们并不只是苦苦等待国家的爱，国家派出的诱惑者直指酷儿群体的内心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