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权主义视角下的生理/社会性别（一）

女性主义被称作是终结女性（women）压迫的运动（胡克斯（Hooks）2000，26）。理解在这个申明中“女性（woman）”的含义的一种可能的方法是，将它视为生理性别术语：“女性（woman）”凸显出了人类女性（human females），并且成为人类女性取决于各种生物和解剖学上的特征（比如外阴）。从历史上来看，许多女性主义者将“女性（woman）”理解成不同的意思：不是一个生理性别术语，而是一个社会性别术语。它取决于社会和文化现实（比如社会地位）。通过这样做，ta 们区分了生理性别（成为女性（female）或是男性（male））和社会性别（成为一个女人（woman）或一个男人（man））。尽管大多数主流语言使用者都将这两者交替使用。近来，这种区分遭受到了攻击，许多当今的观点都带着（至少是一些）怀疑的目光来看待它。这种现象勾勒并且清晰讨论了女性主义对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的争论。

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的区分

“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这两个术语十分难以界定，且对于不同的女性主义理论家来说有着不同的含义。简述这两者的女性主义历史中的发展可以提供一个有效的起点。

生物决定论

很多人似乎理所当然地认为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是同延的——女人是人类女性，男人是人类男性。在历史上，很多女性主义者曾反对这种观点并支持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的区分。暂时地，“生理性别”依靠生物特征（染色体、性器官、激素及其他生理特征）来标示人类女性与男性；“社会性别”依靠社会因素（社会分工、地位、行为及身份）来标示男人与女人。女性主义者作出这样区分的主要动力是为了反击生物决定论或者说生理即命运的观点。

盖迪斯（Geddes）和汤普森（Thompson）在 1889 年提出的社会、心理及行为特征由新陈代谢状况导致是生物决定论观点的典型例子。女人被认为节省能量（惯于“同化代谢”），而这使她们被动、保守、迟缓、多变且对政治不感兴趣。男人消耗他们多余的能量（惯于“异化代谢”），而这使他们热切、充满活力和激情、多变且因此对政治和社会事件感兴趣。这些生理上关于新陈代谢状态的“事实”不仅仅被用来解释女人和男人行为上的差异，还被用来为我们的社会和政治布局应当如何提供正当理由。确切来说，这些“事实”被用于支持拒绝给予女人男人所拥有的政治权利，因为（据盖迪斯和汤普森所说）“国会法案不能将史前的原生动物决定之事宣告无效”（引自莫依（Moi）1999，18）。给予女人政治权利是不合适的，因为她们根本适合拥有这样的权利；给予女人政治权利也是无用的，因为（她们的生理）决定了女人不会对行使她们对政治权利感兴趣。为了反击生物决定论，女性主义者主张行为和心理上的男女差异是由社会而不是生理因素造成的。比如，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有句名言说女性并非天生女人，而是后天才成为女人，而且“社会歧视对女人的道德及智力影响是如此深远以至于像是天性使然”。(波伏娃 1972 [原 1949], 18) 也就是说，人们通常注意到的与男人和女人相关的行为特征不是由人体结构或染色体造成的。这些特征实际上是习得的。

虽然盖迪斯和汤普森所支持的生物决定论现在并不常见，男女之间在行为和心理上的差异是由生理因素导致的这一看法并未消失。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生理性别差异被用于说明女人不应该成为航空飞行员，因为她们每月都会经历激素波动，因此无法像男人一样好地完成 ta 们的任务（罗杰斯（Rogers）1999, 11）。近来，男女性大脑之间的差异据说可以解释行为差异；尤其是胼胝体——一束连接大脑左右半球的神经——的结构被认为造成了各种心理和行为差异。例如，1992 年一篇发表在时代杂志上的文章调查了那时著名的解释男女之间差异的生物理论，声称女人较厚的胼胝体可以解释“女人的直觉”的根据并且削弱了女人执行某些视觉空间技能，比如读地图，的能力（戈尔曼（Gorman）1992）。安妮·福斯托 - 斯特林（Anne Fausto-Sterling）曾质疑胼胝体的差异导致了行为和心理上的差异这一观点。首先，胼胝体这一部位的个体差异很大。所以，对于对男女胼胝体一般大小、形状、厚度的推论需要小心看待。其次，成年人胼胝体的差异并不存在于婴儿身上。这可能说明大脑生理差异的出现其实是对不同待遇的反应。最后，鉴于视觉空间技能（比如读地图）是可以通过练习改善的，就算女人和男人的胼胝体有差异，这并不会让其所导致的行为差异不可改变。（法乌斯托 - 斯特林 2000b，第 5 章）

性别术语

为了区分生理差异和社会／心理差异并且讨论后者，女性主义者挪用了“社会性别”这一术语。研究跨性别的心理学家是最开始这样使用性别术语的。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社会性别”常被用于指代阳性和阴性的词语，比如法语中的 le 和 la。然而，为了解释为什么有些人会感觉 ta 们被“困在错误的身体里”，心理学家罗伯特·斯徳勒（Robert Stoller）（1968）开始使用“生理性别”来突出生理特征，“社会性别”来突出一个人表现出男性和女性气质的程度。虽然（总体上）一个人的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是互补的，分离这两个术语似乎存在理论意义，让斯徳勒能过解释变性欲这一现象：跨性别者的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并不匹配。

和斯徳勒等心理学家一样，女性主义者发现区分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很有用。这让 ta 们能够表明很多男女差异是由社会原因造成的，并且因此这些差异是可改变的。例如，盖尔·鲁宾（Gayle Rubin）使用“生理性别／社会性别体系”这一短语来描述“人类生理性别和生育的生物原材料在人和社会干预下形成的一系列安排”（1975，165）。鲁宾使用这套体系来明确地表达“社会生活中压迫女性的核心部分”（1975，159），把性别描述为“社会强加的两性的划分”（1975，179）。鲁宾的想法是，虽然生理差异是固定的，社会性别差异是统治女人与男人该如何表现的社会干预的残酷结果。女人因作为女人和“不得不做女人”而受到压迫（鲁宾 1975, 204）。然而，由于性别是社会的，而被认为是可被终将结束女人的从属地位的政治和社会变革改变的。女性主义应当致力于创造一个“无社会性别（尽管不是无生理性别）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一个人的性别生理结构与 ta 是谁、做什么、与谁做爱无关” （鲁宾 1975, 204）。

在一些早期的理解里，例如鲁宾的，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被认为是互补的。“社会性别是生理性别的社会性说明”这一口号表明了这一观点。尼科尔森（Nicholson）称其为对社会性别的“衣帽架”看法：我们性别化的身体就像衣帽架，为“社会性别的建立提供地点”（1994，81）。被构想为女性与男性气质的社会性别叠映在生理性别的“衣帽架”上，因为每个社会都将 ta 们对男性和女性应当如何表现的文化观念强加在性别化的身体上。这在我们性别化的身体上社会性地构成了性别差异，或者说一个人的女性／男性化的程度。也就是说，根据这个理解，所有人类既不是男性也不是女性；ta 们的生理性别是固定的，但是不同的文化对性别化的身体有不同的理解，也将不同的规范投射在这样的身体上，因此创造了女性化和男性化的人。然而，区分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也让 ta 们能够被拆开来看待：ta 们是可分离的，因为一个人可以生理性别为男性而社会性别为女性，或者反过来（哈斯兰格（Haslanger）2000b; 斯托利亚尔（Stoljar）1995）。

所以，这一些反对生物决定论的女性主义观点提出社会性别差异是文化习惯和社会期待的结果。如今，用性别是社会构建的来说明这一点更为常见，也就是说社会性别（女人和男人）和性别特征（比如悉心与有志向）是“社会习惯有意或无意的产物” （哈斯兰格 1995, 97）。但是哪些社会习惯构建了社会性别、社会习惯是什么、身为某种性别等同于什么，仍是女性主义者之间主要的争论所在。在这些问题上没有共识。（更多有关对社会性别的不同理解的内容请参阅关于分析女性主义和大陆女性主义之间的交叉的条目 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femapproach-analy-cont/）

社会构建的社会性别

性别社会化

一种对于波伏娃“女性并非天生女人，而是后天才成为女人”的说法的解释是将其视为有关性别社会化的主张：女性通过一个获得女性特质和学习女性行为的过程成为女性。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被认为是后天培养或个人成长方式的产物。即为因果构建（哈斯兰格 1995, 98）：社会力量要么在带来性别化的个体存在方面发挥因果作用，要么（在某种实质性意义上）构建我们成为女性和男性的方式。而构建机制即为社会学习。例如，凯特·米勒特（Kate Millett）认为性别差异源于差别待遇——“本质在于文化而非生理”（1971，28-9）。对她而言，性别是“父母、同龄人和文化对每个性别的气质、个性、兴趣、地位、价值、姿态和表达方式的适当观念的总和”（米勒特 1971，31）。然而，女性和男性的性别规范问题丛生，因为性别化的行为顺势贴合并强化了女性的从属地位，从而使女性被社会化为从属的社会角色：她们学会为男性而变得被动、无知、温顺、贤惠（米勒特 1971，26）。然而，由于这些角色仅为习得性，我们可以通过“忘却”社会角色来创造更平等的社会。即是说，女权主义者应致力于减少社会化的影响。

社会学习理论家认为，大量不同的影响因素使我们成为社会化的女性和男性。在这种情况下，对抗性别社会化极其困难。例如，父母常常会不自觉区别对待其女性和男性的孩子。当父母被要求描述自己 24 小时大的婴儿时，会使用性别定型的语言：男孩被描述为强壮、警觉、协调，女孩则使用小巧、柔软和娇嫩等词语。无论父母是否意识到这一点，其对待婴儿的态度进一步反映了上述描述（伦泽蒂（Renzetti）和库兰（Curran）1992，32）。有些社会化更为明显：儿童经常穿着性别定型的衣服和颜色（男孩穿蓝色衣服，女孩穿粉色衣服），父母倾向于给孩子买性别定型的玩具。ta 们还（有意或无意地）倾向于强化某些“适当的”行为。虽然自第二波女权主义以来，性别社会化的确切形式已发生改变，但即使在今天，女孩也不被鼓励参加足球等运动或“粗野的”游戏，并相较男孩更有可能获得洋娃娃或烹饪玩具；男孩被告知不要“像婴儿一样哭泣”，且更有可能得到卡车和枪支等男性化的玩具（更多信息，见金梅尔（Kimmel）2000，122-126）。

根据社会学习理论家的观点，儿童也会受到其所观察到的周围世界的影响，而这又为性别社会化的对抗带来了困难。其一，儿童读物将男性和女性的形象公然定型：例如，男性是冒险家和领导者，女性则是帮助者和追随者。解决儿童读物中性别陈规定型观念的方法之一是将女性描绘成独立角色，并将男性塑造成不具攻击性且有教养的角色（伦泽蒂和库兰 1992, 35）。某些出版商试图采取另一种方法对角色进行塑造，例如中性动物或无性别的想象生物（如电视中的天线宝宝）。然而，父母在阅读内含中性或无性别角色的书籍时，往往会将其描述为女性或男性，从而削弱出版商的努力。根据伦泽蒂和库兰的研究，家长们将绝大多数中性角色贴上了男性化的标签，而那些符合女性性别刻板印象的角色（例如乐于助人和关心他人）则被贴上了女性化的标签（1992，35）。此类社会化影响仍被认为在传递关于女性和男性应该如何行动和被期望如何行动的隐性信息，从而将我们塑造成女性化和男性化的人。

女性和男性人格的社会性别

南希·乔多罗 (Nancy Chodorow)（1978；1995）批评社会学习理论过于简单化，无法解释性别差异（另见迪奥克斯（Deaux）和梅吉（Major）1990；盖恩斯（Gatens）1996）。相反，她认为性别是作为流行养育实践的反应而发展于婴儿早期的关乎女性和男性人格的问题。特别是，由于女性往往是幼儿的主要照顾者，因此形成了性别化的人格。乔多罗认为，由于母亲（或其他特征显著的女性）倾向于照顾婴儿，所以婴儿男女心理发展有所不同。粗略地说：母女关系不同于母子关系，因为母亲更倾向于认同女儿而非儿子。这就不自觉地促使母亲鼓励儿子在心理上将自身独立于母亲，从而促使儿子形成明确而严格的自我界限。然而，母亲却无意识地阻止女儿的独立化，从而令女儿形成灵活而模糊的自我界限。童年的性别社会化进一步建立并强化了无意识发展的自我边界，最终产生女性和男性（1995, 202-206）。这一观点源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尽管乔多罗的方法在许多方面与弗洛伊德并不相同。

性别化人格被认为表现于常见的性别刻板行为中。以情感依赖为例，刻板印象中，女性更多在情感和情绪层面依赖他人，据研究她们很难将自身利益和幸福与子女和伴侣的利益和幸福区分开来。据说这是源于其自我界限的模糊和（稍微的）混乱：女性因无法将自身与身边的人充分区分开来，造成难以区分自身需求和周围人的需求。相比之下，男性则是刻板的情感疏离，更倾向于视冷静和远虑为美德的职业。据悉此类特质来自于男性明确界定的自我界限，能够优先考虑自身需求和利益，有时甚至不惜牺牲他人的需求和利益。

乔多罗认为，这些性别差异应该且可以改变。女性和男性的人格在女性受压迫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其使女性过分关注他人的需要，同时令男性缺乏情感。为纠正这种情况，男性和女性的父母应平等地参与子女的养育（乔多罗 1995，214）。这将有助于确保儿童在不至于过分疏离的情况下发展足够的独立自我意识，而这反过来又有助于消除常见的性别定型行为。

社会性别作为女性和男性的性取向

凯瑟琳·麦金农（Catharine MacKinnon）将其性别理论发展为一种性取向理论。粗略地讲：生理性别（社会性别）的社会意义产生于对女性的性物化，女性被视为满足男人欲望的对象（麦金农，1989）。男性气质被定义为性支配，女性气质则被定义为性服从：性别“通过支配和服从的情色化而产生。男女差异与支配/服从的动态相互定义。此即为性的社会意义”（麦金农 1989，113）。对麦金农来说，性别是构成性的：在定义性别（或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时，我们必须参考社会因素（见哈斯兰格 1995，98）。特别是，我们必须参考个人在性支配/服从动态中所占据的位置：男性占据性支配地位，女性占据性服从地位。因此，从定义上讲，性别具有等级性，而这种等级制度在根本上与性别化的权力关系相联系。鉴于此，“性别平等”的概念在麦金农眼中毫无意义。如果性取向不再是支配的一种表现，那么等级化的性别（以性取向为定义）也将不复存在。

所以，麦金农眼中的性别差异不是具有某种特殊心理取向或行为模式的问题，而是父权社会中具有等级性的性取向功能。这并非意味着男性天生倾向于物化女性，以及女性天性服从。相反，男性和女性的性取向受社会制约：男性习惯性视女性服从为性感，女性则惯于认为女性性取向的男性化是情色的——在这种情况下，性服从是情色的。对麦金农来说，女性和男性的性欲皆以男性角度定义，而该角度则受色情制品所制约（麦金农 1989，第 7 章）。直截了当地说：色情作品描绘了一幅“女性想要什么”的虚假画面，暗示女性实际上是并且希望成为服从者。这就为男性的性取向设定了条件，视女性服从为性感。而男性的支配地位则将这种男性化的性欲强加至女性，有时甚至动用武力。麦金农的思想并非表达男性支配地位是社会学习的结果（见 2.1.），而在于阐明社会化是权力的表现。也就是说，男性和女性在特征、行为和角色方面的社会化差异并非是权力不平等的原因。女性和男性（大致而言）的社会化差异源于潜在的权力不平等。正如麦金农所言，“支配”（权力关系）先于“差异”（特质、行为和角色）（见麦金农 2006）。因此，麦金农认为，对色情制品的法律限制对于结束女性因性别而产生的从属地位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