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麻烦：跨性别的经验

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Trans Issues
女权主义视角下的跨性别议题
First published Sat Sep 26, 2009; substantiverevision Wed Jan 8, 2014

Abstract
女权主义和跨性别理论与政治之间存在着一些令人惊讶的张力，而本文试图对这两个议题交叉时产生的一些关键性哲学问题进行讨论。只有当我们回顾美国女权主义理论和跨性别政治发展的历史进程，才能对这个问题给出有力的回答。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跨性别”与“跨性别研究”开始出现，前者是政治议题，而后者与高校“酷儿研究”相生相伴 (Stryker 2004)，它们从诞生之初就同女权主义、酷儿理论与政治交织在一起。（下文将解释这些术语。）因此，本文大体上也会根据时间顺序来进行梳理。
一组主要的哲学议题是关于自我的不同定义和其与性别化身体 (sexed body)、社会性别的关系。（通常来说，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不同，社会性别指的是以生理性别为基础的文化角色）。自我意识是否先于性别身份而存在？生理性别是否是区分社会性别的“硬件基础”，还是说生理性别本身也是文化建构的？如果自我意识总是浸润在文化建构的社会性别中，那么对社会性别压迫的抵抗又如何成为可能？此外，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是如何启迪女权主义政治与理论的？这些思考又应该如何启发跨性别政治与理论？
与此相关的另一组议题则是关于理论建构中的政治与哲学困难，在建构性别压迫理论，以及采取有效抵抗策略来应对多形态的压迫时，往往会出现这些困难。如果跨性别人群是因为其跨性别人群身份而被压迫，而女性是因为其女性身份而被压迫，那么我们似乎就需要提出至少两种不同的性别压迫模式。这两种不同的模式所引发的政治行动是否必然会出现矛盾呢？如果确实有矛盾，我们又该如何照顾到一群同时作为女性和跨性别被压迫的人呢？有可能建立起非跨儿女权主义者和跨性别运动家之间的联盟吗？二者的共性在哪里？二者之间的张力又出于何处？

（跨）性别麻烦 / (Trans) Gender Trouble

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性别麻烦：女权主义与身份的颠覆》(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1990)带来了直接而深刻的影响。Butler开拓性的著作并非是对跨性别者和跨儿研究的反对，相反它们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

性别麻烦 / Gender Trouble

巴特勒的著作部分是出于希望回应社会性别的酷儿表达（如具有男性气质的女同性恋和穿女装的男同性恋）仅仅是复制父权制规范的看法。Butler认为，这种观点中先验存在着一种异性恋偏见，这种偏见模糊了酷儿语境中重新塑造社会性别的方式。她的想法是，在同性恋亚文化与主流文化语境中，性别实践并不总是具有相同的含义。例如，在某些酷儿语境中，女性气质的表达具有一定程度的反讽意味，这在主流文化中是找不到的。将酷儿性别行为视为简单地重复或模仿非酷儿行为，而不改变其表达的意义，这就是在用主流异性恋的方式理解所有的性别行为。

酷儿的性别表演 (queer gender performance)[1]与父权制的规范相去甚远，通过将父权制规范非自然的、模仿性的特征暴露出来，酷儿们的性别表演可以颠覆传统的父权规范（1990, 174-80）。酷儿的性别表演有时通过夸张的手法展现讽刺与戏仿。（典例可从John Waters早期的电影种找到，比如《女性麻烦》Female Trouble）。性别酷儿通过夸张与戏仿的方式取笑异性恋的性别行为，以此让异性恋性别行为看上去十分做作和戏剧化。Butler认为，男同性恋变装者可以表明女性气质并不是女性群体独有的属性。一旦认识到这种行为只是偶然地分配给某些群体，那么将男同性恋变装者的行为视为对异性恋女性原始气质单纯模仿的想法，就体现了后者对前者的优越感。Butler认为，这种优越感反映了异性恋的偏见。此外，她还认为，女权主义者将所有性别行为视为性别歧视的想法（比如Raymond著作中所体现的那样），简直是将异性恋性别表演置于首位的异性恋主义倾向。

译按[1]: gender performance，性别表演，在《性别麻烦》一书中，朱迪斯·巴特勒提出性别表演论 (gender performativity)这一概念，认为性别是一种常常不受主体所控的表演，详见https://en.wikipedia.org/wiki/Social_construction_of_gender中词条 “Applications_of_gender_performance” 及 https://en.wikipedia.org/wiki/Gender_Trouble

巴特勒对社会性别的描述旨在质疑先验于性别角色而存在的个体分类（如妇女、女性）。相反的是，巴特勒认为生理性别是基于文化建立起来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性别“始终是社会性别”。乍一看，这种观点似乎违背直觉。证明该观点的一种方法是认识到，与对性别的自然态度（上文已述）相反，人类并不能总是被整齐地分为男性和女性。事实上，一旦我们意识到性别决定的各种特征（染色体性别，性腺性别，生殖器性别等），我们就会发现性别不是一个单一的、统一的、容易确定的特征。然而，在性别自然态度普遍存在的情况下，人们的行为使得其看起来似乎是真实的。性别，现在被理解为一种影响日常社会实践的特殊态度。正是这种态度使得人们在医学实践中，通过手术将间性婴儿划分到男女两个性别之一，这样看来性别二态性似乎是医学手段建立的。只要身体被用来适应关于性别的某种文化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主导了人们的社会实践——因此可以说生理性别本身就是由“文化所建立的”。

在巴特勒看来，人们讨论身体时，总是以文化特定的方式来表达它。那些认为具有生理性别特征的身体先于身体话语 (discourse)而存在的看法，依然在使用某些话语来描述并表现身体，这多少具有讽刺意味。根据巴特勒的观点，身体被表现为一种承载内在的、社会性别化的自我的自然容器，生理性别由此被文化建立。生理性别被理解为身体一些外在表现，其内隐含了非女即男的实质。巴特勒认为，这样的观点是错误的。然而，正如性别自然态度可以被误认是真实的，身体也同样被错误地视为社会性别自我 (gendered selves)的容器。这种观点对人类行为具有如此强烈的普遍性和规范性，甚至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生理性别是社会建构的。

对于巴特勒来说，社会性别的行为表现通常被用来表达一种存在于天生的生理性别身体之内的、先验存在的性别认同。因此，女性气质行为被视为对女性内在气质核心的表达（这种核心存在于身体为女性的人）。而在她看来，恰恰相反，这些女性气质表演不过是虚构了一种先前存在的性别身份，以及一种性别化身体(sexed body)来作为这种性别身份的自然容器（1990, 178-9）。这就是说，行为表现的存在早于性别身份和性别化身体（而不是相反）。对于稳定的性别化身体、性别身份核心和（异性恋）性取向的幻想通过重复的、程式化的身体表演而长期存在，这些表演之所以具有表演性，是因为它们虚构了先于社会性别行为而存在的稳定的身份、取向和性别化身体。

这使得巴特勒能够回应这样一种指控：酷儿性别表演不过是复制了带有歧视性的性别角色行为。在她看来，所有性别行为本质上都是模仿性的。异性恋性别身份包含一种它竭力掩盖的不稳定性：虽然异性恋性别身份自称扎根于天生的性别核心，但它只不过是在反复模仿过去的社会性别行为（1990, 185）。在她看来，酷儿变装者和带有女性气质的性别表演，都通过戏仿的方式揭露此类隐藏的模仿，因此具有颠覆的潜质（1990, 174-6）。因此，巴特勒欢迎酷儿性别行为的扩散，来重新定义、戏仿、并揭露上述性别机制，正是通过上述机制异性恋得以虚构出正统的异性恋主义社会性别 (normative heterosexist gender, 1990, 184-190)。

要紧的身体 / Bodies that Matter

巴特勒的理论最初被某些人视为一种性别唯意志主义，但很明显，这与她的实际观点相差甚远。她的观点在《要紧的身体》(Bodies that Matter, 1993)一书中得以进一步完善。巴特勒澄清说，性别表演并非一出戏剧，其中预先存在的主体自愿穿上或脱下表演的戏服，恰恰相反，性别表演是主体自身的基本组成部分。对于巴特勒来说，即使这个自我只是反复性别表演所产生的结果，这个自我仍然是真实的：自我是存在的，自我由社会建构。自我是一系列统一的核心，并先于社会性别行为存在，对于巴特勒来说这种观点完全是虚构的。她并不否认我们心灵生活的存在。

巴特勒认为，性别表演具有引用性[1]，因为它默认会引用或借鉴性别规范（1993, 12-3; 230-33）。但正是这种将规范作为权威引用的方式赋予了这种规范权力（1993, 13）。实际上，主体她本身也是在这种引用过程中被生成为自愿遵守或没能遵守权威规范的个体（1993, 13, 225, 232）。因此，巴特勒认为主体是统一的性别行为源泉，并且是由重复的性别行为以一种表演的方式建构起来的。这就是说，“主体”是性别表演的结果，而不是其原因（1990, 184-5; 1991, 24; 1993, 232）。

译按[1]：citationality，亦作引述性、征引性，该术语初见于德里达《签名、事件、语境》(Signature Even Context)一文，后由Butler介入性别理论，该术语旨在揭露：任何语词都受过去的语词的影响，任何话语背后都有着其他话语的声音，简要介绍见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itationality

这种观点产生了一种悖论：如果主体只是重复行为的结果，那么这些行为本身是如何产生的？如果意识到Butler对精神分析传统中自我认同的形成感兴趣，人们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这些担忧。Butler跟随弗洛伊德，认为自我 (ego)主要是在一系列复杂的身份认同 (identification)过程中形成的。在这种语境中，身份认同被理解为一种稳定的心理“接受”，一种对“失去的爱的对象” (lost love object) [1]的属性的“接受”（1990, 73-84; 1991 26-7）。于是，失去的对象在模仿的过程中成为自我的一部分：对象被内化（并在心理上被“保留”）。（译按[1]: love-object, 亦译爱的客体/客体爱，弗洛伊德视客体/对象为“心理中对他人的呈现”，见http://www.terrapsych.com/freud.html，而在个体的成长过程中）

在巴特勒看来，（异性恋）乱伦禁忌预设了同性恋禁忌（这清楚地表现了异性恋的欲望）（1990, 82）。然而，这一禁忌要求人们放弃爱的对象以及同性恋欲望本身。这抑郁症 (melancholy) [2]中，主体不再为失去的对象感到伤心，因为这种欲望从最初便无法得到承认。因此，在身份认同的过程中，人们将失去的对象内化，个体通过接收失去对象的属性来达成这种内化，并因此获得异性恋的性别身份（1990, 78-81; 1991, 26-7）。这样看来，模仿是性别认同产生的根源。

译按[2]: melancholy/ melancholia, 抑郁，现多用depression一词，在《哀恸与抑郁》(Mourning and Melancholia)一文中，弗洛伊德指出当主体逐渐无法感受到“失去的爱的对象”带来的力比多时，主体便陷入了哀恸与抑郁，见 http://www.terrapsych.com/freud.html， 及 https://en.m.wikipedia.org/wiki/Mourning_and_Melancholia

巴特勒认为，心理 (psyche)这个词不仅仅适用于通过性别模仿建构的自我（self或ego）。除了有意识的自我之外，巴特勒还对精神分析所假设的无意识的心理的运作感兴趣。在巴特勒看来，当重复行为不能完全模仿先前的行为，外加上这些行为又必须被重复时，心理就会超越由表演建构的主体（1991, 24）。Butler同样讨论了“心理过剩”(psychic excess) [1]这一预先被异性恋性别身份假定、却又被排除的概念。例如，上文讨论的对丢失对象的爱不被允许进入异性恋性别身份。尽管如此，“心理过剩”仍然是心理的一部分，因为它最初便是在由异性恋性别身份的形成中所被预设、但却随后被抛弃。巴特勒认为这种过剩表现在失败 的表演和揭露了性别模仿性的行为中（24-5）。

译按[1]: psychic excess, 心理/心灵过剩，Butler极受争议术语，代指无意识在人自我中的残余，详细阐述见The Psychic Life of Power (1997)，或见耶鲁大学公开课ENGL300文学理论，第23课：酷儿理论与性别表演 https://oyc.yale.edu/english/engl-300/lecture-23

这与上文讨论的“双重意识”反抗（和身份）模型有着显著不同。巴特勒并没有强调将冲突的文化混合从而通过边缘领域状态 (borderland status)来建构主体位置 (subject position)的观点，而是采用了“心理过剩”的概念，并指出表演一词（在历史的发展中）拥有了新的含义，这种含义完全颠覆了稳定的主体位置。这意味着Butler将颠覆视为一种混乱(disruption)，这种混乱无法继续以同样的方式模仿，揭露并削减了关于稳定自我的错觉。然而，尽管存在这种差异，“双重意识”和巴特勒的性别表演理论都不同于Raymond的观点，后者设定了一个至少可以在观念上摆脱压迫的自我。

鉴于她对引用性(citationality)的使用，巴特勒进一步阐明了性别表演的颠覆性潜力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因为性别表演若想具有颠覆性，它仍然必须将现有的性别规范作为规范并且引用这种规范（1993, 122-4, 226-7），这意味着性别颠覆受到过去性别表演迭代历史的限制。Butler还认为性别表演会同时复制并颠覆性别歧视、种族主义和异性恋正统主义规范。例如，她希望捍卫Jennie Livington 1991年的电影《巴黎在燃烧》（Paris is Burning）中矛盾的文化景象。电影描述了纽约各种“房子”里的变装舞会大赛，其中大部分由黑人酷儿和拉丁裔 (latino/a)酷儿男性[1]、跨性别者和变装皇后举办（1993, 121-140）。

译按[1]: latino/a, latino词尾o为阳性词尾，可同时指拉丁裔男人/拉丁裔人，latino/a一词通过补充阴性词尾a试图消解该词中的男性霸权

在讨论《巴黎在燃烧》这部电影时，巴特勒对跨性别的明确处理尤为明显。她在很大程度上回应了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对这部电影的批评，胡克斯批评该片中导演（一位在耶鲁受过教育的白人女同性恋）主体位置的不可见性，并认为导演客体化与图像化了非白人的性别和性向 (1992, 150-1)，以及电影中人物的行为和态度 (147-50)。胡克斯遵循Raymond的传统，表达了对变装表演中男性气质的担忧（基于舞会中的竞争部分和对性别客体化的庆祝）（148-9）。此外，她指出，白人女性气质在舞会中似乎被当作了女性气质的范式（150）。相比之下，巴特勒旨在强调颠覆和限制颠覆、甚至通过异性恋正统主义性别消除颠覆的方式。

巴特勒对这一矛盾的辩护主要来自于她对一位名为Venus Xtravaganza的生活与死亡的讨论，Xtravaganza是一名浅肤色拉丁裔、自我认同为术前跨性别女性。Xtravaganza梦想着在郊区过上幸福的异性恋生活，但她最终成了一名妓女，并被杀害。一方面，Butler将谋杀视为主流秩序消灭一切企图颠覆它的东西时所带来的结果（在这里，这种“东西”指的是Xtravaganza的“中间”身体和社会性别间的不一致）（1993, 131）；另一方面，Butler认为是Xtravaganza对“社会权力地图悲剧性的误读”导致她的被谋杀，在此种权力地图中，她被当作有色人种对待，她的幸福郊区生活梦想也因此破灭（1993, 131）。巴特勒认为Xtravaganza的生活真实地颠覆了主流的性别的规则，同时她也对Xtravaganza渴望拥有一个中产阶级异性恋女性的性别真实表达了担忧（133）。在Butler看来，这种渴望主要是一种想通过性别转换来达到超越种族和阶级的尝试（130）。

对巴特勒的跨儿批判 / Trans Critiques of Butler

巴特勒的理论有利于回答Raymond的假设，即所有性别行为本质上都是对性别歧视性规范的复制。Butler为酷儿性别表演的颠覆性潜能提供了理论基础，并抛弃了认为生理男性/女性性别独立于文化的观点，以此回答了Raymond的假设。通过这种方式，她的作品与跨性别理论和政治非常相似。然而巴特勒的理论也存在一些重大问题，这导致一些跨儿学者对她的成果发表了强烈的反对意见。

值得注意的是，正如她对Xtravaganza的看法所揭示的，巴特勒的理论让性别复制的指控完全适用于那些认为自己和自己的行为是“真正的”男人和女人的跨儿。Butler描述了社会建构的性别认同以及颠覆（这是一方面），但性别认同和社会性别真实性对于某些跨儿有着一定重要性（这是另一方面），二者之间因此存在着张力。可以肯定的是，这里没有明显的理论张力，因为巴特勒可以解释性别认同和性别真实性的重要性。相反，问题在于，对于强调性别认同和性别真实性的部分跨儿人群而言，这一看法在政治上可能对跨儿群体没有用处。

这种紧张关系似乎部分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Butler旨在捍卫某些形式的酷儿性别行为，以反对异性恋性别行为。在这个模型中，违反性别准则的性别表演与非异性恋性行为密切相关（Prosser 1998, 31-32）。在论证Xtravaganza是因为性别颠覆而被杀害时，Buler必须将其理解为违背异性恋的要求（Prosser 1998, 46）。这种说法没有将跨性别压迫视为一种与异性恋正统主义截然不同的形式。

也许更大的问题在于，Butler暗示Xtravanganza作为一名有色女性被杀害的观点忽视了针对跨性别女性的暴力行为：Xtravangaza并没有作为拉丁女人被杀害，而是作为拉丁跨性别者和妓女被杀害（Prosser 1998, 47, Namaste 2000, 13）。此外，Butler认为变性对Xtravaganza来说是一种帮助她超越经济和种族现状的想象工具，这种观点没有对Xtravaganza的跨性别身份抱有足够认真的态度（Namaste 2000, 13-4）。事实上，Jay Prosser (1998, 50-55)和Viviane Namaste (2000, 14)都认为，Butler寓言化了Xtravaganza的生活与死亡、并以此证明自己的观点，但她并没有考虑Xtravaganza作为一名生活过并死亡的跨性别者的身份。除了这些担忧之外，Prosser (1998)和Namaste (2000)都提出了对Butler立场的更深层次的理论担忧。

Prosser (1998)对Butler在身份和身体的理论层面上的观点提出了质疑。Butler认为，性别身份（以及相应的异性恋欲望）的获得在于选择并接受某些特定的身体愉悦，同时将剩余部分视为不可接受并拒之门外（1990, 89-90）。这种适当愉悦的选择是以这样的方式确定的，即愉悦并不是真的来源于它们所在的特定身体部位（90-1）。相反，性快感源于对身体部位的色情化（即在色情幻想中客体化该部位）。在异性恋的“交媾”中，对身体部位的色情化被错误地具象化成了性快感的“容器”和“来源”（87-90）。通过这种方式，对性身体的主观体验不过是具体化的幻想。

在回复这种说法时，Prosser称Butler误读了弗洛伊德，Prosser认为在弗洛伊德的观点中，身体自我 (body ego)的确来源于身体（1998, 40-2）。Prosser引用了Didier Anzieu关于“皮肤自我”(skin ego)的概念——对身体的“内在体验”来源于身体的感官体验——这是心理和身体的重要接口（65-67）。据此，Prosser认为跨性别者会接受“错误的身体”的概念，因为感觉起来的确如此（68-9）。Prosser对身体自我的描述更着重于对身体感觉和本体感受认知，而非Butler那样强调身体表面的形象化（78-9）。Prosser提出了身体失认症（bodily agonosia, 神经系统无法记录身体部位的行为）（78）和幻肢体验（84-5）的概念，以帮助解释跨性别者对自己身体的想象可能与实际不符的情况。

Prosser观点的优点在于提供了一个更合理的对身体自我的描述。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他并不关注身体的社会观念可能会影响自我。Prosser将跨性别彻底地与身体挂钩，这似乎并没有很好地适用于跨性别者的自我身份认同，认同为男性或女性并不仅仅关乎于身体，还与社会角色相关。如此看来，似乎Prosser提供的自我（或至少是身体自我）概念难以置信地独立于文化要求而存在。

Prosser的著作主要关注于Butler对自我形成的精神分析论述，而Viviane Namaste’s (2000)则关注于Butler认为变装者具有颠覆性的论述。在Namaste看来，Butler没有注意到男同性恋变装者所处的更大的社会背景以及在该背景下受约束的社会性别。Namaste指出了一系列社会事实，即男同性恋变装通常仅仅被限制在舞台上，且被视为“单纯的表演”。相比之下，同性恋男性性别身份并不局限于舞台，也不被视为“单纯的表演”（10-13）。鉴于Butler允许颠覆中存在矛盾心理，她的观点并不能像她理论化《巴黎在燃烧》中的变装表演时那样很好地阐释社会现象。Namaste的目标是进行更深层次的理论批判，她指责Butler脱离了后结构主义框架，而这种框架恰恰将这些社会现象置于（她认为的）Butler所缺乏的更广泛的社会分析之中（16-23）。

Namaste认为，Butler在通过变装来代表所有性别关系和建立相关理论时，未能研究日常生活中那些规约性别的具体方式（20-1）。目前尚不清楚这本身是否会降低Butler观点的可信度，Butler认为某些性别行为可能具有真正的颠覆性（事实上，Butler并不仅仅关注于变装的性别表现，还关注女同性恋男性气质和女同性恋的性别表现）。然而，Butler试图提供一套统一的性别模仿理论依然会引发担忧。鉴于Butler对具体的社会环境做了一定的抽象处理，她可能忽略了在各种具体社会实践中那些特定的性别要素。

消解性别 / Undoing Gender

Butler最近的成果试图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一些先前的担忧（2004）。Butler表示已经了解被她称为“新性别政治”（即由间性人、跨社会性别者和跨生理性别者发起的激进主义）（Butler 2004, 4）。如果“建构”性别是她早期的著作的关注点，现在 核心则是“消解”。Butler特别关注“人类”这一概念，以及现在一部分人被认为不完全是人类、甚至根本不是人类的现象（2004, 2）。只要这仍是被视为可理解性别 (intelligible gender)的功用，那么一个人就可以被社会性别“消解”（被归进不可理解一类，或被认为不完全是人类）（2-3）。只要社会性别是关系型交互的，以及在Butler看来社会性别是一个主体为他人所扮演的行为，个体便可以因为某个我们很在乎的人而被“消解”（22-5）。因此，我们可能因失去一位亲密的朋友而被抹除消解，就像我们可能也因为恐怖暴力行为而被抹除一样。

Butler现在寻求在自主性（这是她所明确赞同的民主化理想所要求的）和如下事实之间达成平衡，该事实是：自主性不来自于单个的自我，而是来自于特定的意识形态和制度，它们将联系了我们与他者并同时将某些个体排除在人类这一范畴之外（37-9, 223-7）。因此，Butler要求区分出哪些规范排除了边缘个体生活可能性，而哪些规范又是开辟了个体“生活，呼吸和活动”的可能性（2004, 8, 31, 219）。通过这种方式，她希望提供一种更加细致入微的方法来解决身份在民主政治中的重要性。她明确地认可了“在酷儿理论与间性人和跨性别激进主义之间产生的张力”，这种张力“主要集中在性别分配问题和身份类别的可欲性”（7）。Butler认识到，只要酷儿理论旨在打破稳定身份的“错觉”，同时反对基于身份类别的政治，它就是与间性人和跨性别行动主义相对立的，因为后两者都是以身份为中心的（即间性人身份和跨性别身份）。认可这些后，Butler意识到宜居生活“确实需要不同程度的稳定性”（8）。她的早期成果曾发现颠覆仅存在于对稳定身份的破坏之中。然而，她现在认识到，如果没有一定的稳定性，生活就会不宜居。 她还重新考虑了她先前对变装的讨论。Butler认为，变装的重要之处仅仅在于它解释了先前被当成“天然有之”的事物实际上不过是文化构建的，因此有着被争议并被赋予新意义的可能性（213-9）。虽然她早期的观点更强烈地坚持通过揭露规范的模仿性来颠覆规范的重要性，但现在看来更重要的是利害关系中不同类型的规范，以及这些规范是否有助于为那些边缘化群体提供宜居生活。

值得注意的是，Butler认为，在那些反对性别认同障碍的跨儿活动家与那些坚持医疗技术重要性与医学诊断的人之间，存在着病态化和家长式的政治张力。虽然后一种观点低估了这种行为进一步为现有结构赋权的程度，也低估了其对接受这些规则的人的损害（82-3），但前者未能看到，在摆脱某些医疗监管的同时不损害对技术的使用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90-1）。在Butler看来，包含医疗监管和心理评估的制度机制允许一种在文化范围内的自主性，但代价却是自我的“消解”（91）。Butler认为这种为了“成为自己”而“消解自己”的做法，自主性大体都是如此在文化上被否定和被赋予的（100-1）。

虽然Butler修改过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她的性别理论与酷儿政治需求之间的张力，但值得注意的是，该理论并未详细阐释反抗跨儿压迫的可能性，她对性别认同障碍的讨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是一个关于她的自主性理论的有力例证，但它在具体的政治战略方面并没有提供太多东西。

技术和性别的制造 / Technology and the Production of Gender

Bernice Hausman的《改变性别：跨性别主义、科技和社会性别观念》（Changing Sex: Transsexualism, Technology, and the Idea of Gender, 1995）旨在提供福柯式的、对跨性别的女性主义分析。虽然她的理论框架与Raymond的理论框架明显不同，但她也赞同Raymond对跨性别的看法，以及她对医疗干预身体的深深不信任。

Hausman认为，跨生理性别（transsexuality）的主要标志是对变性手术的纯粹需求，跨生理性别的主体由此得以构建（1995, 110）。因此，她认为跨生理性别者的主体性完全依赖于医疗技术。在她看来，跨生理性别者和医生相互依赖，共同工作来制造一个关于跨性别的“标准描述”，这为手术需求提供了“掩护”，并证明了获得医疗技术的合理性（110, 138-9）。“掩护”的背后不过是力图通过科技来将自己制造为主体的、充满问题的需求。正因为如此，Hausman声称凭借医学话语就可以“通读”跨性别能动性 (agency) (110) [1]。

译按1：agency，能动性，“这个概念主要关涉个体抵抗，协商，或者拒绝规训权力起作用的能力…”，见：张兵.《身体、符号及其能动性》.《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 (6)。

Hausman观点的一个必然结果是，社会性别的概念（作为一个与生理性别不同的心理实体和文化角色）成了医学技术的结果，且部分成了跨性别出现的结果。Hausman认为，跨性别并非是性别歧视性的社会角色的结果，而话语在建构社会性别时所用的工具之一，这些话语旨在证明某些医疗技术的合理性（140）。在捍卫这一立场时，Hausman指出了在如John Money和Robert Stoller（前文已述）等人的著作中，社会性别 (gender)和性别身份 (gender identity)两个术语发生史，她将这种历史发展视为话语的发展，而非知识的发展。正是这种新的性别话语的发展引发了性别和性别认同。Hausman认为，对间性人和跨性别者的手术科技的发展使得这种话语成为可能。实际上，性别和性别认同话语激励和辩护了对某些医疗技术的使用。

鉴于此，Hausman批评Butler在将生理性别视为“始终是社会性别”时，忽视了社会性别或生理性别的历史性。与之相反的时，Hausman认为，社会性别是一种历史发展（179）。她认为，在社会性别之前，生殖主体（即在异性恋框架内理解的女人或男人）被理解为作为生理性别能指符号的身体。随着社会性别概念的发展，生殖主体（现在以异性恋社会性别角色来理解）被用来指示性别身份认同（来作为生理性别的基础）（187-88）。Hausman反对Butler（1990）对扩大社会性别类别的看法，并坚持回归生理性别的概念（180）。

Hausman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跨性别能动性与医疗模型有着天然的同谋关系（140）。Hausman认为，自身对性别转换手术的渴望定义了跨生理性别者，跨性别的医学术语则贯穿了跨生理性别者的主体建构。根据Hausman的说法，除了医学模型之外，根本不可能存在其他跨性别主体。Stone（1991）试图通过为跨生理性别者的经历提供空间（在“双重视角”中的观点）以及使用新的混合（“文体混合”）叙事，来破坏传统的跨性别叙事，但Hausman否认还有更多可讨论的东西（173）。值得注意的是，Hausman似乎曲解了Stone。她声称在医学叙事的背后，有着被隐藏的现实与真相（146）。然而，她似乎也拒绝任何“双重意识”的可能性以及跨儿对医学模型的反抗（195-6）。然而，正如Stone对跨性别亚文化中的颠覆活动的观察所证明的那样（前文已述），这种拒绝在经验上是错误的。事实上，鉴于Stone本人作为跨性别者能够进行自我表述，且其超越并反对了医学模型，Hausman否认跨性别主体反抗的可能性的原因与方式因此变得难以捉摸。

Hausman认为，跨性别者的自传有助于证明通过医学话语来获得手术的可行性。这种叙述的目的是迫使读者遵守作者的经验并以同样的方式解释自己的生活（156）。Hausman认为，这些叙述本身便包含着自相矛盾之处，因此反驳了自身。例如，Hausman指出，跨性别一直主张的“另一个性别”与相关的“性别重置”手术需求之间存在自相矛盾之处（148）。如果一个人一直都是那个性别，那为什么需要性别重置手术？

作为回应，Prosser（1998）指出自传性叙事对于理解跨性别主体性至关重要（103）。在他看来，临床医生所要求的自传叙事，可能会在之后的正式自传中再次被见到，这些自传叙事使得跨性别者的生活能够被理解。Prosser指出，这些描述始终是回溯式的，在被叙述的自我 (narrated self)和叙述的自我 (narrating self)之间存在着一种分裂。（一方面）声称始终属于同一个性别，（另一方面却）进行性别重置手术之间，这两种行为之间的张力只不过是自传叙事中出现的多种张力中的一个类型（1998, 114–120）。 然而，无论Prosser是否正确，Hausman对自我破坏性的张力的认识都很薄弱。一直属于某个性别的观点，和通过性别重置手术来成为某个性别的观点，这两种观点之间的张力的出现取决于“性别”一词在两种观点中都使用了相同含义。但目前尚不明确事实是否的确如此。如果一直属于某个性别的观点是在标识某种性别身份认同以及某人出生时本应该是另一个性别（这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重置了性别的观点则标识了身体的转换，那么这之间就很难说有任何张力存在。

Hausman还将跨性别政治简要地理解成对医学跨性别概念的反抗的一种可能来源。她认识到，跨性别者与医学的性别约束相矛盾，而这种认识又与她试图将跨性别主体降为同谋相矛盾。然而，在回应中，Hausman与Raymond的观点相一致，认为性别表征的纯粹混合并没有超越性别，她这一论据基于一个难以接受的性别观：社会性别似乎在某种程度上是自愿接受的（197-8）。在Hausman看来，Bornstein（她认为Bornstein代表了当下所有跨性别政治）持续为跨性别身份和跨性别手术留出空间，她指出，这种做法在根本上是有问题的（198）。即使Hausman认为一些跨社会性别活动家采用了这种关于跨生理性别的立场的观点是正确的，她还是没有完全解决一些跨儿的主体性形式存在于医学模型之外这一点。Hausman认为不是所有社会性别的混合都是颠覆性的，这一点她当然是对，但是她却没有指出为何如此。

Hausman著作的一个显著成果（以及Raymond对《变性帝国》的新介绍）是跨性别学者对跨性别研究脆弱性的高度认可。由于一些非跨性别女权主义作家所固有的跨儿恐惧症，C. Jacob Hale起草了《对有关跨性别、跨性别主义和跨儿的非跨性别写作的建议规则》（Suggested Rules for Non-Transsexuals Writing about Transsexuality, Transsexualism, or Trans, 1997），以帮助非跨儿作者在进行有关跨儿的写作时避免恐跨儿的观点与表征。

是T，还是MTF？ 边界之争与边界游离者 / Butch/FTM Border Wars and Border Zone Dwellers

译者注：T是指女同性恋群体中具有男性气质的一方，MTF是指跨性别群体中的“男跨女”群体。

在很大程度上，（非跨儿）女性主义者对跨性别问题的讨论似乎围绕着跨儿（尤其是跨生理性别者）现阶段的问题展开。此外，MTF（男跨女）似乎被过度强调。因此，重要的（跨儿）女权主义观点值得被关注的，这些观点来源于各种非性别规范群体的下属社区的争议，尤其是那些在出生时被指定为女性的群体。

FTM（女跨男）与具有男性气质的女同性恋之间的冲突导致了关于男性气质重要性的政治争议。对于一些女同性恋者来说，FTM代表了对女性的背叛和对女同性恋社区的抛弃。对于一些FTM来说，与FTM拥有的男性气质（masculinity）相比，女同性恋的男性气质（butch）是一种更小的、或许是“人造的”男性气质表现形式。这种关于男性气质理解方式的争论，导致了被称为“Butch/FTM边界战争”（Halberstam和Hale, 1998）。 这种冲突在一位具有男性气质（masculine）的年轻人身上清晰地表现出来。Brandon (Teena) 的出生指定性别为女性，并在性别认同和性取向上存在争议。Brandon因为被发现“其实是女人”而于1993年在内布拉斯加州的Humbolt被杀害。（Hale [1998a]认为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Brandon使用了Brandon Teena这个名字。然而，该名字现常被用于指代此人。我将Teena放在括号中，以表明这种语言建构存在一些问题）。Donna Minkowitz在《乡村之声》（the Village Voice）中的一篇题为《爱的伤害。Brandon Teena是一个作为男人去生活和去爱的女人。她因为坚持自我而被杀害》（Love Hurts. Brandon Teena Was a Woman Who Lived and Loved as a Man. She was Killed for Carrying It Off）的文章，促进了激进跨儿运动组织跨性别威胁 (Transexual Menace)的形成。该组织对Brandon跨性别者身份的失效表示抗议（Prosser 1997, 316）。

学术文献中出现了类似的冲突。Judith Halberstam的开创性论文《女跨男：女性男性气质的形成》（F2M: The Making of Female Masculinity, 1994）在FTM社区中备受批评。Jay Prosser的《无家可归：Leslie Feinberg<蓝调石墙>中的跨性别叙事》（No Place Like Home: The Transgendered Narrative of Leslie Feinberg’s Stone Butch Blues, 1994）对Halberstam认为的FTM自我认同失效做出了学术回应。

女性男性气质

在《F2M》（《女跨男》）中，Halberstam试图否认女跨男的转变是比其他转变（比如女同性恋的男性气质表达，即butch）更为激烈的性别越界 (gender crossing)方式（1994, 212; 1998a, 289）。她指出标准方案（异性恋/女同性恋/跨性别者）未能考虑到“后现代女同性恋身份认同”中各种高度独特的身份与欲望形式。考虑到“越界”行为中新增的身份认同，Halberstam反对从一个范畴到另一个范畴之间的越界概念（1994, 212）。通过这种方式，她想表明新增的这些身份认同完全可以凭借自身在这个世界上争得一席之地，并与那些将它们定位为“越界”的主流范畴相抗衡。

Halberstam声称，诸如“性别重置”一类的外科手术“虚构化”了社会性别（即呈现或揭露其人为性）（1994, 216）。同样，她认为，包含服饰或性幻想的非主流性别表现可以“虚构化”性别，无论如何“虚构/小说 (fiction)”都需要读者（221）。这些“虚构”可能在个体的身份和欲望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便导致了女跨男（FTM）的变性需求在“虚构化”性别方面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例如，一个表现出男性气质的女同性恋也同样虚构了性别。“性别重置”和“异装”很大程度上对身份和欲望有着同等的重要性。

在这一举动中，Halberstam说道：“我们都是跨性别者。不存在跨性别者”（1994, 212），这一论述引起巨大争议，Halberstam的目的在于强调社会性别（作为身份和欲望中心）可以被各种方式“虚构化”。这种削弱（女跨男）FTM变性欲特殊性的尝试引起FTM圈子的激烈批判，后来，Halberstam做了退步。（1998a, 306）。然而，（正如她后来解释的那样）她的观点是为了标记出跨性别的女同男性气质（butch），并拒绝将其视为一种过渡地带，拒绝认为女同性恋男性气质比FTM跨儿完全的男性气质要更弱（1998a, 289）。

无家可归 / No Place Like Home

在对Halberstam的回复中，Prosser对比了他所看到的酷儿和跨儿的对立立场。他着重探讨酷儿理论中认为社会性别/生理性别是一种表演的倾向，而这在Halberstam的作品中性别则被认定为虚构。（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对于一些跨性别者来说，性别不真实或人造的观点似乎破坏了跨性别者们将自己视为“真正的男人”或“真正的女人”的努力）。然而，虽然Prosser观点中的部分政治批判的确有一定道理，但他深受如下观点影响：女同性恋所表达的男性气质只是人造的或只是性别表演，这与女跨男（FTM）所展现的“现实”与“深度”不尽相同。这样的话，他就没有很好地区分开可能（或可能不）被描述为“酷儿”（例如女同性恋男性气质的个体）的生活方式与学术上的酷儿/后现代理论起点（1995, 487）。后者可能认为所有的性别都是表演的、所有的身份都是虚构的。然而，“酷儿”的生活（包括女同性恋男性气质）不应被如此看待。将女同性恋男性气质视为人造的，而将跨性别视为真实的，这是在拒绝承认许多具有男性气质的女同性恋者的社会性别和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

Prosser突出跨儿理论优势点的策略在于对比（酷儿理论中）表演的中心地位与（对于跨性别者来说）叙事的中心地位。他正确地指出了后现代同性恋理论中逐渐开始质疑叙事的政治角色问题这一倾向（1995, 484）。在这些叙事中可会有虚假的统一的错觉，也有可能会有具有排他性的政治。然而，根据Prosser的说法，叙事是跨性别描述的中心，这些叙事包含了家和归属的概念（1995, 488）。这种对叙事的考查似乎与下列图景相冲突：该图景强调了连贯叙事被分为各式表演的碎片状态，并将视颠覆为对以叙事为基础的身份的破坏。根据Prosser的说法，连贯的叙事，即使最终是虚构的，也会有着重要的可理解性—即传达跨性别者在生活中的角色。而在旨在破坏这种连贯性的观点中，这一可理解性就不能很好地被传达。

在Prosser看来，跨性别叙事是由身体中一种不在家的感觉驱动的。通过性别重置手术的旅程，最终跨性别叙事回归到了自己的家园（以及个人的身体）（1995, 490）。通过这种方式，身体和身体的不适构成了一种“深度”或“现实”，这与认为身体通过表演性的社会性别行为而被性别化的观点形成对比，这种观点将身体视为社会性别认同的容器。鉴于此，Prosser得出结论，酷儿理论通过跨性别来将社会性别贬低成表演，这并不能公正地反映出叙事和归属感在跨儿身份中的重要性。

在Feinberg《蓝调石墙》的基础上，Prosser认为跨社会性别者（被视为对传统的跨性别偏离）同样涉及到叙事结构。在这种情况下，叙事涉及到了在男性与女性之间建立一个中间地带的家（1995, 500）。然而，由于它不仅仅涉及纯粹的表演（即有对身体的焦虑）以及叙事的中心地位，它应该与对酷儿的一般理解区别开来。他后来稍微改变了一点自己的观点，将跨社会性别者置于酷儿和跨生理性别者之间的夹缝中，并承认在家和归属的概念上存在着更多的矛盾（1998, 177）。

虽然Prosser强调叙事在跨生理性别者和跨社会性别者身份中的重要性，这可能是对的，但是，他很难在跨生理性别者、跨社会性别者和酷儿之间划出同样明晰的线。身份的叙事结构（以及家和归属的概念）对许多人（包括酷儿们）来说很重要。而对于Prosser来说，跨生理/社会性别者叙事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们涉及到一种身体上的疏离感 (bodily unbelonging)。尚不清楚为什么这种焦虑不会在非跨儿人群中存在。此外，他似乎理所当然地认为，跨儿总会有一个可以回去的“家”（或者至少在想象中），这便假设了跨儿们知道如何找到归属感（在跨儿们们的身体里等）。然而，鉴于经济现实，这些远未明朗。事实上，考虑到语言的贫乏，跨儿的体验甚至都无法被解释，目前在某些情况下一个想象性中的家是如何被建立的也尚不明朗。

在边界中寻找可能 / Finding Voice in the Borderlands

C. Jacob Hale的著作是对这些边界领域争端的某种哲学干预。他成为了最早在传统分析的范畴中将跨儿问题理论化的人。某种程度上，他的观点借助酷儿、女权主义者和ftm（女跨男）独特的优势视角，将跨儿、酷儿和女权主义者的敏感性融合在了一起。（Hale用ftm而不是FTM，以此拒绝视ftm为female-to-male的缩写。Hale认为，ftm是一个用于描述某个特定社群的术语。本文关于Hale的讨论将尊重他在术语方面的决定）。他的著作围绕对社会性别类别的分析展开。

Hale（1996）考察了Monique Wittig（1992）女同性恋不是女性的说法，这一观点颇有争议（Wittig的观点是，从异性恋主义视角来看，女同性恋不能被算作是女性，因为女同性恋不必遭受在异性恋关系中男性对女性的压迫）。Hale是最先捍卫这个观点的人之一（现在这被许多女权主义哲学家采用），他认为，女性范畴(the category woman)是被维特根斯坦 (Wittgenstein)称之为家族相似性 (family-resemblance concept)[1]。在Hale看来，女性范畴囊括了十三个不同权重的属性，这些属性对于范畴成员来说都不是必要的或是充足的（1996, 107-12）。这一立场让Hale与Wittig不同，她提出，有些女同性恋是女性，有些则不是，还有一些女性则在这件事上没有事实根据（1996, 115）。

译按[1]: family-resemblance，家族相似理论，德国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在传统范畴论的基础上提出的新概念，传统范畴认为范畴的成员必须符合该范畴所要求的所有属性，而家族相似理论则认为共同的边界属性即可满足被归入某个范畴的条件，简介见https://en.wikipedia.org/wiki/Family_resemblance。自本段起，女性作为一个范畴被研究。

在Hale看来，女性范畴具有固有的规范性（1996, 104）。根据对该范畴十三个属性的符合程度，被归入该范畴的个体可以被评估。Hale认为，该范畴同时被积极的和消极的范例控制。消极范例用来禁止某些形式的行为，并威胁这些行为有使人完全脱离该范畴的可能性（1996, 105）。虽然，脱离范畴的威胁必须存在来规范行为，但由于文化要求人们遵循主流性别规范，很少有人会完全脱离范畴（105-6）。

同样，Hale认为，没有任何一个特征可以区分butch（具有男性气质的女同性恋）和ftm（女跨男）个体（除非是对butch和ftm标签的纯粹的自我认同）。并不是所有的ftm都自我认同为男性，也不是所有的butch都自我认同为女性；有些butch比ftm更加强烈地表现出男性气质；有些butch使用了转变身体的医疗技术，而有些ftm并没有（1998a, 321-2）。Hale还批判了将“阴茎渴望”作为butch和ftm的分界线的观点（199a, 326-30）：这种尝试用一种强调男权的方式来划分butch和ftm，这消除了butch复杂的欲望，也消除了ftm与自我身体之间的特殊关系。此外，这一模式还借鉴了男跨女（male-to-female）情境下的“性别重置手术”模型（其中“手术”是指生殖器手术），从而进一步促进了男跨女在跨儿情景中的主导地位（329-30）。通过这个，Hale想表明，“手术”通常是指生殖器重置手术。然而，在ftm情境下，一台手术就完成统一是有很大问题的。双乳切除手术和子宫切除手术也是很重要的。事实上，（有时被称作）“顶级手术”（top surgery）的在ftm情景中更为主流。

Hale认为在家庭相似理论中两个范畴可以被更好地分析（1998a, 323）。Hale称，这样的话，比起寻找一个清晰的边界，不如规定一个边界区域，这个区域中两个范畴部分重叠（323）。这一模型允许Hale（或许在Anzaldúa的精神中）讨论“边界区域居民”——即生活在多个重叠身份范畴边缘的个体。他提出，基于种种证据看来，Brandon (Teena) 似乎正是这样的边界区域居民（317-9）。Hale认为，那些试图识别属于该区域的死者（或生者）的举措，使得该区域的群体更难在那里居住（319）。通过迫使该区域内的人进入其他框架来完全消除边缘区域，这使得在那里居住变得更加困难。同样，在认同那些并不能很好运作的身份范畴时，边界区域居民可能需要面临很大压力，这些范畴可能有抹去居民们生活经历的危险（336）。这些（由于缺乏任何中心身份范畴而构建的）主体位置很重要，但也很难被表达出来（部分原因是似乎没有任何可用的语言）。然而，Hale认为，必须保持这种特殊性，保留特殊性部分可以部分通过质疑定义和范畴的功能，部分可以通过艺术性的努力、尝试表达无法被现行语言捕捉到的经验（336-7）。Hale强烈敦促butch/ftm边界区域的“非军事化”（即不同的“阵营”，如ftm社群和女同性恋社群，停止将边界区域居民划为己有的尝试），以便为边缘化的边界地区居民（ta们自己）腾出空间（340）。

Hale扩展了他对边界区域居民的概念，以概述ftm女权主义者的发声（1998b）。他主要借鉴了María Lugone的“世界”旅行的概念（Lugones 1987）。在Lugone看来，那些被主流边缘化的人可能会占据不同的“世界”，在这些世界中他们可能被建构为不同的人。（对于Lugones来说，自我的转变构成了“世界”的转变）。而Hale认为，那些占据了“错位 (dislocated locations)”的边缘区域居民，可能会因进入不同的范畴（“男人”、“ftm”、“butch”、“性别酷儿”等）而进入不同的文化“世界”（1998b, 116-7）。但是，由于这些边界区域居民在各种范畴中处于边缘位置，因此这些居民对任何范畴的适应都只能是有限和脆弱的。通过这种方式，Hale修改了Lugones“世界”旅行的概念（该概念并没有设想到进入范畴的脆弱性）（117）。比较来看，Lugones坚持语言与语义系统的多样性，而这在Hale的模型中不再被强调。

Hale认为，因为许多ftm有过作为女孩或女人生活的经历、有过在女权主义“世界”中运动的经历，并且更加可能意识到男性气质法则的重要性，这些ftm会更加强烈地希望避免某些形式的男性气质，同时拥抱那些被女权主义认可的男性气质（1998b, 118）。根据Hale的说法，这要求维持与非跨性别女权主义女性的人际关系，并且在前往这些女权主义者的“世界”的同时，继续认可自己的边界区域居住者的身份。然而，考虑到这些非跨儿女权主义者未经历过某些形式的性别压迫（比如恐跨儿）因而对ftm抱有一些设想，上述要求是很难达成的（118）。

谨慎对待自我身份认同也是必要的。Hale认为，对某范畴成员的身份认同既涉及自我认同为该范畴成员，也涉及到自我认同为非其他范畴的成员（119）。例如，成为ftm范畴成员可能会有压力，因为ftm们要与非跨儿男性拥有大体一致的身份认同，而与此同时又不自认为具有男性气质的女同性恋 (butch)。Hale认为，这种压力必须被避免（119）。认同感的产生可以与（基于历史的联系而产生的）作为某范畴成员的身份认同区别开来。这种身份认同的产生必须有道德和政治主体来引导。鉴于此，Hale认为，道德和政治的身份认同必须先于性别的自我认同而完成（120）。

未完待续

翻译 | 明月
校对 | 小林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