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遮蔽的跨性别主体

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Trans Issues
女权主义视角下的跨性别议题
First published Sat Sep 26, 2009; substantiverevision Wed Jan 8, 2014

Abstract
女权主义和跨性别理论与政治之间存在着一些令人惊讶的张力，而本文试图对这两个议题交叉时产生的一些关键性哲学问题进行讨论。只有当我们回顾美国女权主义理论和跨性别政治发展的历史进程，才能对这个问题给出有力的回答。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跨性别”与“跨性别研究”开始出现，前者是政治议题，而后者与高校“酷儿研究”相生相伴 (Stryker 2004)，它们从诞生之初就同女权主义、酷儿理论与政治交织在一起。（下文将解释这些术语。）因此，本文大体上也会根据时间顺序来进行梳理。
一组主要的哲学议题是关于自我的不同定义和其与性别化身体 (sexed body)、社会性别的关系。（通常来说，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不同，社会性别指的是以生理性别为基础的文化角色）。自我意识是否先于性别身份而存在？生理性别是否是区分社会性别的“硬件基础”，还是说生理性别本身也是文化建构的？如果自我意识总是浸润在文化建构的社会性别中，那么对社会性别压迫的抵抗又如何成为可能？此外，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是如何启迪女权主义政治与理论的？这些思考又应该如何启发跨性别政治与理论？
与此相关的另一组议题则是关于理论建构中的政治与哲学困难，在建构性别压迫理论，以及采取有效抵抗策略来应对多形态的压迫时，往往会出现这些困难。如果跨性别人群是因为其跨性别人群身份而被压迫，而女性是因为其女性身份而被压迫，那么我们似乎就需要提出至少两种不同的性别压迫模式。这两种不同的模式所引发的政治行动是否必然会出现矛盾呢？如果确实有矛盾，我们又该如何照顾到一群同时作为女性和跨性别被压迫的人呢？有可能建立起非跨儿女权主义者和跨性别运动家之间的联盟吗？二者的共性在哪里？二者之间的张力又出于何处？

术语

跨性别（transgender） 通常用来指代那些“不符合主流性别预期”的人，ta们展现出一种与出生性别不同的性别样态，或者是一种无法被传统性别概念所理解的性别样态。作为一种伞状术语，它包含了几种不同的概念，包括跨生理性别、变装皇后及国王、女同性恋中气质较阳刚的人和（异性恋的）男性变装者。此前，美国变装运动的先驱Virginia Prince提出了 跨性别主义者（transgenderist） 的概念，用来指代那些性别样态与出生时“相反”，但又不是跨生理性别的人 (Stryker 2008, 123)。Leslie Feinberg似乎是第一个将该词用作政治性的伞状术语的人。

现在，尤其是在美国白人中，这个概念的政治立场是，反对跨性别人群的病理化，反对传统意义上“跨性别即跨生理性别”的刻板理解。跨性别 (transgender)有时等同于跨性别主义者 (transgenderist)，这指的是那些性别样态始终与出生性别不同，但不认同自己是跨生理性别的人。

跨生理性别（transsexual） 通常指那些不喜欢出生时的生理性别或生理性别无法被传统的观念所认知，从而利用荷尔蒙和/或手术来改变身体，以此使身体符合ta们对自己的性别认知的人。该词也可以用来指称自我性别认同与出生性别“相反”，并按照自己所认同的性别生活的人。

传统意义上，跨生理性别一词常与精神病学的概念相联系，如“性别焦虑症”，或是与“关在了错误的身体里”这种隐喻相联系。英语中，David Caldwell最早使用该词（拼作transexual，有一个“s”），随后Harry Benjamin将该词推广开来（拼作transsexual，有两个“s”）。跨生理性别现在通常会被放置在跨性别的下属概念下（是否这样认为取决于个人的政治立场）。也有人将跨生理性别（transsexual）用作一种政治性的词汇，以此来表示同跨性别（transgender）的区别，以及表达对“跨性别运动”背后政治意识形态的不满。

FTM和MTF是女跨男（female-to-male） 和 男跨女（male-to-female） 的缩写。它们最开始指的是医学意义上性别转换到“相反一侧”的跨生理性别人士。现在，这两个词现在脱离了原有的医学语境，可用来指代从出生时被指定的男性（或女性）性别移动到“另一个”性别的人。这对术语同时也是一对原始（未定义的）术语。这意味着，人们不再视FTM和MTF为一种从一性转化为另一性的行为，而是按照男性女性二性的划分来理解这两个术语所代表的群体。它们并没有跳出性别二元论的框架。

酷儿（queer） 是一个政治和理论术语，该词曾经具有侮辱性含义，现在被化为新用。政治上来说，该词与酷儿国际（Queer Nation）等组织有联系。它也被用作伞状术语，来指代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LGBT）。该词常表达对基于身份将人进行归类这一行为的反对，同时也标志着对“异性恋正统主义”的厌恶（大意指在以异性恋为中心的世界观中，那些被视为天然有之的社会、性别规定）。酷儿理论大致是指那些旨在研究和“解构”异性恋正统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著作，这些著作往往深受福柯(Foucault)和德里达(Derrida)影响。酷儿理论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由Judith Butler和Eve Kosofsky Sedgwich等思想家提出。性别酷儿 （genderqueer）一词利用了酷儿的政治力量。反对传统性别二元划分的人们用该词来获得自我身份认同。一个自我认同为性别酷儿的人，可认为自身同时拥有两种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或许两者都不是，又或许是两者的复杂混合体。

从2010年开始，跨性别（trans） 一词开始代替跨性别者(transgender)与跨儿(trans)出现，旨在涵盖更多可能性。其中一个理由是，许多自我认同为跨性别者的人，被认定为是男性或女性，而这又使他们自身置于传统的性别二元框架中。其结果是，尽管跨性别本想成为一个极具包容性的伞状术语，却没能将那些拒绝将自己置于性别二元框架下的人（如性别酷儿）囊括在内。不幸的是，自其诞生之日起，在一些本意友善、致力于提升包容度的语境中，跨性别一词也频繁地置于男或女之前使用（跨性别男、跨性别女）。然而，这种做法存在一些问题，人们会自然地认为跨性别不是跨性别男就是跨性别女，这就使得那些拒绝被归纳入性别二元的跨性别者们被排除在外，然而跨性别一词本身的诞生就是为了规避这个问题。此外，许多跨性别者不会自我认同为跨性别，因此人们有可能错误地将某些自我认同（和政治议程）强加在并不具备这些自我认同的人身上，这是另一个问题。

在本文中，跨儿（trans） 一词将被用来指代以上种种存在政治性矛盾的词语（跨生理性别vs跨性别、跨性别*和vs跨性别），它仅仅是一个占位符。许多形式的跨性别恐惧症在看待个体时有悖个体的自我认同，因此在对自我认同并不是跨儿的个体使用该术语时需要格外谨慎。鉴于此，在使用跨儿一词时，不应该将对某一身份或某一共同政治愿景的认可强加在个体身上。相反，它是一个仅限于此文的功能性术语，也不立志于将不同的人归入一个共同体。女跨儿和男酷儿这样的表述，将分别用来指代那些自我认同为女性的男跨女（MTF）和自我认同为男性的女跨男（FTM）（正如前文所述，跨儿一词仅仅在本语境中提供衡量尺度）。

跨性别现象 / The Transsexual Phenomenon

在2013年前，性别认同障碍 (Gender Identity Disorder)在美国精神病学协会的DSM-IV-TR（《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手册4》，以下简称DSM-4）和世界卫生组织的ICD-10（《国际疾病和相关健康问题分类》）中都是疾病类别。较新的DSM-5用性别焦虑 (Gender Dysphoria)一词取代了性别认同障碍，以避免丑化同性恋。尽管如此，在那些为诊断精神障碍提供标准的手册中，跨儿经历仍作为判断疾病类别的依据。

同性恋在1973年从DSM中删除，不再属于疾病类别。但在1980年的DSM-3中，增加了跨生理性别这一疾病类别。然而，将跨生理性别和其他跨性别相关现象视为精神病和/或医学病症的观点具有更长的历史。可以肯定的是，并非所有关于跨儿现象的描述都被归于病态（实际上，有些是针对政治解放的）。然而，很明显，早期关于跨儿现象的学术讨论更多落在性学范畴中——对人类性行为的“科学”研究。这其中的代表人物有Karl Heinrich Ulrichs、Richard von Krafft-Ebing（1886-1965）、Havelock Ellis（1905-1942）和Magnus Hirshfeld（1910-1991）。

在二十世纪早期，欧洲科学家开始尝试“变性”（Meyerowitz 2002,16-21）。1953年，Christine Jorgensen成为美国第一个男跨女变性“名人”，产生了轰动。当时科学界对跨生理性别到底是一种心理还是生理状况的争论变得越来越激烈（Meyerowitz 2002）。前者当时在美国占主导地位，认为跨儿现象纯粹是心理性质的，应该用心理手段来“治疗这种精神疾病”。后者是欧洲的主流，他们提出了“雌雄同体理论”，认为所有人都是男性和女性的生理混合，在一些特例中产生了“混合性”状况。这在某些情况下论证了手术干预的合理性（Meyerowitz 2002,98-129）。

John Money、Joan Hampson和John Hampson关于中性 (intersexuality)（同时具有女性和男性性征的状态）的著作引入了社会性别 (gender)这一术语（1955）。他们自称回避心理和生理之间的争论，认为尽管习得性别角色和性取向（如同习得某一门语言）的能力需要生理基础，但已习得的某种特定的、本土的性别角色和性取向（如同说话）是由已经确立的社会环境决定的（1957年）。随后，在1964年，Robert Stoller和Ralph Greenson创造了性别认同这一表述，这有助于在术语上将社会角色的概念与心理自我意识区分开来。这一表述最终被Money和Harry Benjamin等人所接受（Meyerowitz 2002, 117-9）。关于病源学的争论仍在继续，但认为生理和社会环境共同决定性别认同的观点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主流（Meyerowitz 2002, 119）。尤为明显的是，这些观点都认为，性别认同是一种生理需求，获得性别认同的能力（如同学会说话的能力）被视为天生的。这种观点似乎表明，性别与语言一样，是人类自我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966年，本杰明（Benjamin）发表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变性现象》一书。同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开始了性别重置手术项目，开启了大型大学性别认同诊所时代，这一时代一直延续到七十年代末。1979年，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诊所关闭，哈里本杰明国际性别焦虑协会（后改名世界跨性别者健康专业协会或WPATH）设立并通过了跨生理性别者的治疗标准。一年后，DSM将跨生理性别列入了疾病类别。

值得注意的是，九十年代初之前，跨生理性别者主要通过自传记录自己的经历。比如Canary Conn的《变性人的故事》(The Story of a Transsexual, 1977)，Mario Mario的《出现：一个变性者的自传》(Emergence: A Transsexual Autobiography, 1977），以及Jan Morris的《难题：跨性别的非凡叙事》 (Conundrum: An Extraordinary Narrative of Transsexualism, 1986）。

变性帝国 / The Transsexual Empire

许多早期非跨儿女权主义者对跨生理性别者的观点都充满敌意。典例之一就是ta们将Beth Elliott从比利提斯的女儿（Daughters of Bilitis，美国早期重要的女同性恋组织）中驱逐出去。随后，Elliott于1973年在洛杉矶参与西海岸女同性恋大会同样引起了巨大争议（Stryker, 2008）。在会议上，Robin Morgan指控Elliott为“以强奸犯的心态做一个机会主义者、渗透者和破坏者” （Morgan 1978, 181）。这种关于“强奸”的论调也可以在Mary Daly的Gyn / Ecology (1978, 71) 一书中找到。Janice Raymond在《变性帝国：成为她-男性》(The Transsexual Empire: The Making of the She-Male, 1979)一书中进一步阐述了该观点，作者认为：

“所有跨生理性别者都在强奸女性，他们将真实的女性形体贬为工艺品、将女性的身体挪用到自己的身上。哪怕是变性的女同性恋女权主义者也同样侵犯了女性的性欲和精神。强奸，虽然通常是以强迫的方式完成的，但同样也可以通过欺骗来实现。” （104）

男跨女者（MTF）通过变性手术或是伪装挪用了女性的身体挪用，因此被视为强奸犯的这种论点没有得到多少支持，因此变得很难评估。但是，我们应该试着把这种极端的论点丢到一边，关注于Raymond立场背后的核心假设，并领会她将跨生理性别视为一种医学现象的女权主义观点。

Raymond的立场是基于某种性别的观点而产生的。根据该观点，性别先于文化的操纵而存在，之后才在性别的基础上分配社会性别角色（Raymond通常不用社会性别(gender)一词，而是更喜欢性别角色(sex role)）。是否拥有成为女性成员的资格取决于染色体和个体被分配到某个性别角色的经历。（1979, 4, 18, 114）。鉴于此，Raymond认为男跨女（MTF）真的只是男性，女跨男（FTM）也真的只是女性。后一论据（个体的经历）十分重要，因为它意识到了很重要的一点，MTF跨性别者没有经历过女性因性别角色的压迫而遭受到的终生伤害。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虽然MTF可能在变性前避免了这种压迫，许多MTF在变性后同样体验到工作场所性骚扰和歧视、各种形式的强奸威胁、为了生存而进行的性工作以及家庭暴力。此外，一些MTF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像女性一样生活。

Raymond立场的第二个基本假设是，跨生理性别者（以及更普遍的跨儿们）所经历的压迫只不过是性别角色下性别压迫的冰山一角（1979, xviii, 16）。换句话说，男跨女（MTF）们只是僵化的性别角色系统中的男性受害者，而女跨男们也只是女性，因此是这个系统的首要目标。在该观点中，跨性别者所经历的性别焦虑，被理解为是对现有性别角色系统的不满。这意味着Raymond不会认为存在着一种特定的压迫，这种压迫专门针对跨性别者，且不能简化为性别角色体系中先天的性别压迫。Raymond问道：“一个想成为白人的黑人是否患有‘跨种族’的‘疾病’？”然后指出，“没有人要求医学干预跨种族，因为多数黑人都意识到，需要被改变的是他们的社会，而不是皮肤”[Raymond 1994, xvi]。这种说法没有意识到跨性别者可能会作为跨性别者而被压迫。

在这两个观点的基础之上，Raymond认为性别差异的医学化和性别差异诊所进一步强化了性别角色中蕴含的性别歧视。因此，对于她来说，性别歧视社会是导致跨性别的“首要原因”（1979, 16）。对跨性别者的医学治疗，是将无法适应自身原有性别角色的男性和女性变为“女性”和“男性”。对Raymond来说，变性帝国一词指的是通过外科手术干预使性别角色压迫长期存在的父权制医疗机构。（她用“帝国”这个词来指“一个拥有广阔疆域的政治单位，或者服从同一主权当局的若干领土”（xv）。她认为医学“帝国”包括许多专业，如泌尿科、妇科、内分泌科等等。在她眼中，心理学和精神病学共同合作，使得看起来似乎人们需要跨性别医学干预、以及律师与立法者的参与，这样便隐藏起了她认为的医学“帝国”主权。然而，对Raymond来说，掌握这一主权的是现有的医疗机构。因此，医疗机构是“变性帝国”的统一权威（ibid.））。

现在看来，Raymond认为跨性别的医学化涉及了性别歧视（和异性恋正统主义）规范的延续的观点是正确的。然而，一些科学家和外科医生在为跨性别者提供外科手术时进行的实际斗争在Raymond的叙述中被忽略了（Riddell 2006）。这些变性手术的倡导者属于少数群体（当然是美国），自身也忍受着敌意和边缘化。这意味着Raymond所谓的变性帝国不是单一的。从变性手术支持者的边缘化看来，医疗机构对跨性别似乎并不是特别友好（Riddell 2006）。总体来说，跨性别在社会上曾经、并且现在依然不被多数人所接受。与Raymond的观点相反，跨性别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得到“父权制”的支持。

Raymond在整合 (integration)与完整性 (integrity)上的对比展现了她解放图景的核心。她的整合 (integration)，是将各部分组合在一起，以形成一个复杂的整体（1979, 163）。她认为雌雄同体是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某种混合体，而变性手术也带来了这种混合（将个体塑造成一种雌雄同体的存在）（1979, 165）。完整性 (integrity)则涉及一个已经存在的整体，这个整体中的任何一部分都不能被割离（193）。对于Raymond来说，真正的解放不能仅仅通过性别角色的混合来达成。相反，必须通过对性别角色整体的超越来实现（164）。这表明，自我概念先于性别角色而存在，或至少是独立于性别文化而存在的。Raymond认为跨性别是对医学破坏身体完整性的一种允许，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通过教育和意识的提升来反对性别角色的压迫（178-185），从而“在道德上强制要求它不存在”（178）。

Raymond对跨性别者本身的描述需要特别关注。除了上面提到的两个关键假设之外，Raymond还采取了一种抹除跨性别者主体性的立场。这意味着她（基于她自己的意识形态）构建了跨性别个体单一的、刻板的表征。这种方式排除了记录跨性别者实际的、多样的经历的可能性（关于这一点，参见Riddell 2006, 152-3, Stone 1991, 298, Heyes 2003, 1095）。她指出（一些）男跨女（MTF）一边扮演传统性别角色（因此是同谋）（77-79），一边不断批评女同性恋分离主义者视MTF为全然男性，而不顾MTF对性别角色的逃避 (102-6)。这样一来，她使MTF跨性别者陷入了双重困境：无论MTF遵循了传统的性别角色，还是避开了这些传统的性别角色，MTF都会是性别歧视者（参见Califia 1997, 102, 104-5; Serano 2007, 49）。这样的理论无法涵盖在性别歧视和反跨性别世界中克服社会性别 (gender)的MTF们的复杂经历。这样一来，Raymond的理论通过单一的、充满意识形态的方式，消除了MTF们的实际经历。此外，因为Raymond认为跨性别本质上是一种男性现象，所以她对女跨男（FTM）的讨论很少。她认为，FTM仅仅是用来支持变性欲是一种普遍现象的说辞，以此掩盖其真实的父权制特征。这样一来，FTM跨性别者被孤立在讨论图景之外（xxiii, 27-28, 140; 对此进一步的批判，见Califia 1997, 100-1, Serano 2007, 48）。这使她可以避免对FTM跨性别者进行任何深度讨论。这意味着FTM复杂的、多变的、日常体验起初便没有得到体现。例如，考虑一下Raymond的如下主张，“所有跨性别者都在强奸女性，这些跨性别者将真实的女性形体贬为工艺品、将女性的身体挪用到自己的身上”。虽然该主张自称具有普遍性，但它也是专门针对MTF跨性别者的主张。在Raymond的主张中没有FTM的位置。FTM们被抹去了。

虽然这种用单一、刻板的印象来看待跨儿群体，忽视跨儿们的实际生活体验（甚至直接无视跨儿们）的倾向，在当时的学界似乎十分普遍，这背后运作着的理论与政治理念同样值得注意。Raymond的立场，是在一个女同性恋分离主义的范式内的，该范式认为，对女性的压迫是依靠强制性的异性恋关系来达成的（Radicalesbians [1970] 1988）。在这种异性恋的背景下，女性被迫使用男性主导（男性认同）的身份。身份殖民的解放只能通过女同性恋关系和女性认同的妇女群体来实现。这种压迫/解放范式的核心是，女性的身份可以被彻底殖民化，或是可能被消除，此种消除有赖于爱恋的女同性恋关系（Frye 1983）。因此，这类观点不会认为自我与社会性别 (gender)或性别角色之间存在天然的固有联系。

鉴于这一立场，Raymond批判Money的观点也就不足为奇了。Money认为，社会性别认同 (gender identity)虽然是由环境因素决定的，但其在人的幼年就“已经确定”了（1979, 62-8）。如果将生理性别 (sex)和社会角色 (role)分离，那么便很好理解，为何跨生理性别者口中的社会性别难以解释清楚了。一方面，身份 (identity)可能涉及到对带有歧视色彩的社会性别角色 (gender roles)的内化与认同。而根据雷蒙德的说法，在这种性别角色中，我们可以找到超越的可能。这显然需要女权主义者的参与。另一方面，雷蒙德接受了一种观点，该观点认为，性别 (sex)是一种先天的、生理的存在，在此基础上文化角色 (cultural role) 被分配、而自我认同 (identity)可以简单地视为个体对自身不会改变的生理性别（男或女）的认可。这种自我认同可以在任何文化性别角色的超越中存活下来。然而，在这种观点中，任何自称身体和身份不匹配的观点看起来都存在着被误导的成分（因为身份仅仅反映了一个人不变的生理性别）。

帝国反击 / The Empire Strikes Back

1977年，在女同性恋分离主义者的圈子里爆发了一场关于Sandy Stone的争议。Sandy Stone是一个公开的跨性别女性，她曾于Olivia Records（一家全是女性的唱片公司）任职工程师。Sandy Stone和Olivia都是Raymond在《变性帝国》中的明确的攻击对象。在离开Olivia后，Stone师从于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的Donna Haraway（唐娜•哈拉维，美国后现代女性主义学者），并获得了博士学位，她在1991年发表了对Raymon的回复——《帝国反击：一个（前）跨性别宣言》（Stryker 2008, 105, 124-5），该论文也是她跨性别研究的奠基之作。

宣言 / The Manifesto

Stone反对Benjamin在《变性现象》中对跨性别的医学化观点和Raymond在《变性帝国》中提出的女权主义批判，并提出了第三种观点。该文的基点是将跨性别者视为“被压迫的少数群体”。虽然Stone并未将跨性别定位第三性别，但她的确提出跨性别者“目前占据着一个并不存在的位置，一个独立于性别二元对立之外的位置”（1991, 295）。Stone希望避免援引那些先前存在的对受压迫个体的分类，所以她将跨性别视为一种话语类型 (grenre of discourse)。其想法是传统的、关于跨性别的医学话语构成了一种独特的、受约束的讨论和理论化方式，Stone称之为一种类型 (genre)。（例如，传统的跨性别医学话语与Raymond对跨性别的女权主义批判话语构成对比）。在研究某种特定的话语运作前，先锁定一类个体（此类个体被认为独立于某种特定话语），Stone对此种做法充满怀疑。这是因为，正如后现代所担忧的，这样一种做法在论述此类个体时，仍然将这个群体置于某种话语体系下—一种可以被意识形态塑造的话语。与此相反，Stone选择以跨性别的传统医学话语为表征，来识别一类特定个体。

通过一些跨性别女性的自传，Stone同意Raymond关于“（一些）男跨女（MTF）利用了带有性别歧视色彩的刻板印象”的担忧（1991, 289）。然而，Stone同时还指出（一些）MTF坚持男女二元，并且否认存在中间地带或其他更复杂的性别地带（286）。此外，她还批判了Raymond作品中对主体性的抹除、一揽子主张（比如“所有跨性别者都在强奸女性”）以及对上述讨论中对跨性别者主体性的隐性否定（298）。

根据Stone的观点，目前缺乏跨性别者作为跨性别者的话语空间。她指出，跨性别的医学化既展示了带有性别歧视的行为，又表现了对严格的性别二元性的默许。基于此，她认为，跨性别者们一直在一个并不一定反映ta们自身主观体验的文类/类型 (genre)中讲述着一个故事（1991, 295）。同时，Stone还认为，跨性别者建立了属于自己的亚文化，以及这些亚文化中独特的实践，这种亚文化彻底背离了官方对于跨性别者的描述（比如跨性别者互相帮助，告知彼此何种言论与行为可以获得医学意义上的跨性别身份）（291-2）。Stone认为，解决方案是跨性别者应当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295）。至少，已经完成手术的跨性别者要作为跨性别者站出来，不再以非跨性别男性或女性的身份生活（298-9）。传统的医学要求人们在术后编造一个看似合理的、非跨儿的故事，来隐藏个人的过去，对Stone来说，这从根本上消除了建造一种真实关系的可能性。不再以非跨性别男性或女性的身份生活的指令，已经变成了对现行跨性别话语的完全反对，因此，Stone展示的是一种“跨性别后”(post-transsexual)的政治运动 (299)。她发现虽然许多跨性别者是这种话语的同谋，但这些跨性别者们仍然超越此种话语，例如，ta们试图在“操作”医疗规则方面互相帮助（如上所述）。因此，跨性别者们的经历和行为超越了“官方”的跨性别医学叙事。然而，这种“超越”在任何试图适应医学叙事的同谋中都是不可见的，因为医学叙事（通过构建虚假过往）最终否定了跨性别身份在日常生活中的存在。对Stone来说，避开这种话语很重要，因为它隐藏了不同跨儿复杂多样的经历，这些跨儿们经常与此类话语发生论辩式的交互。此举并不是为了在医学话语之外找到一些关于跨性别的真实、统一的描述。相反，它是在为别的话语铺平道路，至少是那些跨性别者可以使用、可以作为政治性语言使用的话语。

赛博格和“混血”意识 / Cyborg and Mestiza

Stone的宣言依托于一种关于压迫/抵抗的描述，这种压迫/抵抗完全不同于Raymond的乌托邦式愿景，它借鉴了Haraway的《赛博格宣言》（A Cyborg Manifesto (1983, 1991)和Gloria Anzaldúa的混血儿 (mestiza) [1]理论 (1987)。为了理解Stone理论本质上如何与Raymond不同，以上两位的观点值得被简短讨论一下。

译按[1]: Mestiza, 梅斯蒂索女混血儿，亦译作混血儿意识，指代对自身混杂甚至内部冲突的个体身份有清晰认知的个体，尤指女性；这些个体以全新的视角看待世界，对西方传统的二元思维模式产生极大冲击， https://en.wikipedia.org/wiki/Gloria_E._Anzald%C3%BAa#Mestiza/Border_Culture

Haraway的后现代赛博格 (cyborg, 下文解释) 形象，旨在引发一些（基于身份的）关于单一的压迫/抵抗叙述的担忧，主要来源于有色人种女性的著作。部分政治叙述假定了原初的无罪状态与失去恩典的堕落，并设想了一个乌托邦式的未来，在那个未来中人类可以回归无罪的状态，Haraway对此类政治叙述深感担忧。

根据Haraway的说法，这些理论的问题在于它们对世界的描述是有偏颇的（并自认这些描述具有普适性），导致它们最终会忽视（甚至促进）某些形式的压迫（1991, 156）。例如，某个女权主义观点中假定了一种女性受压迫的普遍经历为真，并认为女同性恋分离主义是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那么，如前文所述，这就忽略了有色人种女性受到的种族压迫（Combahee River Collective 1981）。为什么有色人种女性要放弃与进步的有色人种男性的团结呢？

这样，赛博格是一个由完全不相一致的各部分组成的集合体：每个个体都包含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多种元素。作为一种隐喻，塞伯格期望拒绝原初无罪状态的假设和对未来的乌托邦式的设想（1991, 151）。相反，Haraway认为，反抗是可能存在的，其唯一的原因是赛博格可能会在反乌托邦的环境中违背其制造者的意愿（151）。Susan Stryker (1994)在回应Mary Daly (1978)认为跨性别者是破坏边界的怪物的观点时，Susan引用了“弗兰肯斯坦的怪物”(Frankenstein’s monster) [1]这一隐喻，这醒目地体现了上述观点。

译按[1]: Frankenstein’s monster，19世纪英国著名女作家玛丽·雪莱小说《弗兰肯斯坦》中的人造人，小说主角弗兰肯斯坦利用尸体拼凑出生化人，但最终被生化人背叛。

在Anzaldúa的著作中，这种“混合”的概念也十分重要。Anzaldúa反对对纯洁性的强调，赞成混合种族的概念 (mixed race, una raza mestiza) (1987, 99)。她将自己视为边界居民，被互相冲突的文化要求（例如，盎格鲁和墨西哥文化）所撕裂 (1987, 100)。陷于多元文化融合中的经历，导致了自我的多重性或碎片化。例如，某人可能被一种带有种族歧视的方式表现为一个白人女权主义者和种族歧视者，也可能同时被另一种带有性别歧视的方式表现为一个反种族主义者。相互冲突的文化视角之间的这种张力为“双重”(double)或说“混血儿”(Mestiza)意识提供了可能性。这种意识包含了一根据主导认知来认识自身的能力，这种主导认知以多种不同、常常彼此冲突的方式来表征并限制个体 (101-2)。

Anzaldúa认为，正是这种意识到自身多样性的能力，使反抗成为可能，这是因为在将不同形式的压迫作为一个整体、或是作为彼此对立的形式时，诞生了足以超越这些压迫的意识（1987, 102）。这种意识也使得“语言恐怖主义”成为可能—不同语言和文化创造性地融合，这种融合与个体语言和文化本有的单一属性相悖（1987, 75-86）。例如，在德州的属于西班牙裔一支的墨西哥裔美国人，和德克萨斯墨西哥人，就涉及到了这种语言混合的问题。Anzaldúa写道，“除非我可以自由地用双语书写，并且不通过翻译来切换语言……我的语言将一直是不符合规范的”（81），“我们是你们的语言噩梦、你们的语言变体和你们的语言混血儿……”（80）。

虽然Haraway和Anzaldúa都没有明确地讨论Raymond，但很明显，《变性帝国》所阐述的立场在二位看来是站不住脚的。Raymond的愿景同时提供了对起源的探讨和对未来救赎的承诺：性别角色起初便被强加下来，最终通过逃离这些性别角色来获得完整性(integrity)（1979, 164）。而且，Raymond所无视的融合（对不相一致部分的整合），正是Haraway和Anzaldúa所赞扬的，二人对所谓的完整性所具有的“无罪”和“纯洁”嗤之以鼻。值得注意的是，Anzaldúa将男与女之间的地带定义为进行创造性反抗的场所：

“同时成为男性和女性，从而同时拥有进入两个世界的入口，这具有不可抗拒的魅力。与一些精神病学的原则相反，半男半女的人并没有遭受性身份的困惑，甚至没有遭受性别的困惑。我们所遭受的只是绝对的性别二元暴政，它要求我们必须只能是男性或是女性”（1987，41）。

尽管Stone没有明确地使用“双重意识”(double consciousness)这一表述，但在她的建议中，跨性别者显然已经学会使用医学化的话语，并在一个不能准确对应官方叙述的跨性别弱势文化中如此使用这种话语。当然，她的建议是跨性别者超越二元性别，Anzaldúa在她的著作中预料到了这一点，也同样预见到了Stone对混合-匹配类型的呼求。

将自我视为潜在的性别殖民/非殖民化的场所（正如Raymond所预设的那样），和强调“混血儿意识”(mestiza consciousness)，这两种视角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例如，María Lugones (1990)认为，先前诸如哲学家Fyre (1983)所提出的理论视角，根本不能成为一套反抗理论。部分困难在于，先前的视角似乎假定了一个潜藏在压迫性的社会文化下的自我，或者说，至少是一个已经或有可能完全从文化（或至少是性别）中脱离出来的自我。然而，如果这种假设（正如它看起来的那样）是不现实的，那么很难看出任何反抗压迫的形式有实现的可能性。已经被殖民的思维，又怎么可能会迎接变革和反抗呢？Lugones (1990)认为正是这种“双重意识”的可能性使得抵抗成为可能。

跨性别范式 / The Transgender Paradigm

Stone的文章为跨性别研究的出现奠定了基础，这些研究可以被描述为（某些）跨儿为反对长久以来学界对跨性别的物化而发出的即将到来的学术声音。早在九十年代早期，当下的跨性别政治便开始出现，体现在Leslie Feinberg (1992, 1993, 1996, 1998)和Kate Bornstein (1994)备受欢迎的作品中。三个可能被称作是跨性别范例的特征与Stone的观点有相似之处：1）承认基于性别的压迫，这种压迫通常针对跨儿群体，且不同于、也不能被简化为性别歧视的压迫；2）对跨儿群体的定位常错误地与男女性别二元的观点有联系；3）对可见性政治的认可。

这并不是说这些政治观点完全一致。例如，Feinberg倾向于强调跨性别者作为一类人或一个受压迫群体在历史上存在的持续性，而Bornstein倾向于强调社会性别作为一个整体被建构（以及压迫性）的本质、将社会性别视为一种潮流的希望，以及建立一套更统一的社会性别系统的重要性。值得注意的是，Bornstein借鉴了Garfinkel (1967)、Kessler和McKenna (1977)的民族方法学著作。Kessler和McKenna的著作尤其引人注目，他们早期广泛地使用“社会性别”一词，甚至将其使用到生理性别上，以表明性别在文化阐释和实践中的微妙内涵。民族方法学是对个体如何在社会环境中构建他们对世界的常识性知识进行社会学分析的学科。Bornstein也十分关注Garfinkel“性别自然态度”(natural attitude about sex) [1]的概念。Garfinkel认为，这种态度构成了关于性的“常识”(common-sense)。这种态度往往由所谓的“正常人”(normals)持有，这类人认为男性和女性的这两个分类是排他的、穷尽的、不变的，并依据生殖器来确定的。值得注意的是，自然态度可能会对任何反例嗤之以鼻，认为其是怪异畸形，（例如间性人群体，这个群体表明了男性和女性两个类别之间泾渭分明的差异并不是真实的）。

译按[1]: natural attitude，自然态度，个体基于日常生活体验观照世界，视一切为理所应当，不怀疑其真实性与存在性，见http://www.sociologyindex.com/natural-attitude.htm

无论如何，这些著作和当时流行的其他著作一起，是20世纪90年代新兴的英美跨性别政治的典型之作，也为其提供了基础，这些著作坚持区分性别认同和表现、性别认同和性取向，同时，它们也为争取LGB政治中的代表权而战。这促进了一种更具包容性的LGBT政治的发展，其基础是多元性别特征群体一直是同性恋解放的核心，且同性恋本身就可能受以性别表达为基础的歧视的影响。

跨性别政治的出现包括跨性别活动家和非跨性别女权主义者之间的长期冲突，这其中包括后者将跨性别女性排除在密歇根州Womyn音乐节之外[2]。1994年，跨性别活动组织Transexual Menace (跨性别威胁)在该音乐节正对面搭建了“跨儿大本营”(Camp Trans)。（该组织名称中的transexual一词，比跨性别transsexual一词少了一个s，旨在突破传统的跨性别医学概念）。其目的在于挑战Womyn音乐节组织者的恐跨性别行为，以及其通过 “womyn-born womyn” （女性-生来女性）政策来将跨性别女性排除在外的举措。这类政治冲突至今仍然存在。

译按[2]: womyn，英文单词woman-女人的女权主义变体之一，部分女权主义者使用该词旨在避免在谈及woman-女人时，出现代表男性的后缀-man/-men，类似变体包括但不限于womban [与womb-子宫关联], womon [单数]以及wimmin [复数]，详见https://en.wikipedia.org/wiki/Womyn

1994年，《变性帝国》重新发行， Raymond为其撰写了新的引言，针对性地讨论了新的跨性别 (transgender)政治。她批评中的主要观点是，任何跨性别者做出的社会性别僭越 (gender transgression)，仍然带有社会性别角色的性别歧视色彩，因此无法真正实现性别超越 (1994, xxix)。在Raymond看来，自我认同为跨性别者的人主要是男性，这一类人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了带有刻板印象和性别歧视性质的女性气质(ibid.)。然而，她还讨论了Feinberg的《蓝调石墙》(Stone Butch Blues)，该小说为跨性别政治的诞生中提供了许多信息，极为重要。这部小说的主角Jess，从butch（女同性恋亚文化中具有男性气质的女同性恋者）转变为跨性别者后，认识到从女性到男性的转变同样无法令人满足。Jess最终选择了中间地带，自我认同为“他—她”(he-she)。Raymond对这一故事线的关注主要在于，Jess最终拒绝自我认同为女性 (1994, xxxii)。（译者注：此时的跨性别已使用transgender一词，而非最初的transsexual）

在Raymond对该问题的讨论中，始终贯穿着她关于性别超越的理论框架和先于文化强迫 (culture imposition)而存在的严格的生物二元论。鉴于她对整合与完整性的区分，任何性别的混合和匹配都无法完全实现性别超越的目标，因此这不能成为一种解放的政策。此外，鉴于她不允许在男女之间留出第三个空间、鉴于她不承认跨性别压迫在某种程度上独立于性别歧视的压迫、还鉴于她反抗观点的核心是“女性认同的女性”(women-identified-women)，她对Jess的决定感到失望就并不奇怪了。除了前文提到的该理论存在的问题，需要补充的是，正如Cressida Heyes指出的那样，Raymond的理论先验地排除了跨性别者的反抗，似乎是不可证伪的（2003, 1108）。

未完待续

翻译 | 明月
校对 | 小林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