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的多层模型—非二元性别的生物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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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性别不是二元的？复杂性不只是文化上的，也是生物学上的。
译按
在 Fausto-Sterling 的文章中，ta 引用心理学家 Money 提出的性别多层模型，指出性别并非固定的、不变的、二元对立的，而是多层的、流动的、非二元的。每一层性别（如染色体性别、荷尔蒙性别、大脑性别等）共同叠加构成了个体最终呈现出的生理性别，而每一层性别层级本身的非二元性决定了二元对立的框架无法有效地勾勒任何个体的生理性别（sex）。
以下是 Anne Fausto-Sterling 发表于《纽约时报》的科普性文章“为什么性别不是二元的？”。
为什么性别不是二元的？
两种性别（sex）从未足以描述人类的多样性，在圣经时代不行，在现代也不行。在我们对生物学了解不多之前，我们制定了社会规则来规制性别多样性。例如，古老的犹太教法典《陀瑟他》（the Tosefta）有时会将那些具有男性和女性性器官（例如睾丸和阴道）的人视为女性，ta 们无法继承财产或担任祭司；有时则会视其为男性，ta 们被禁止剃须、又或者被同女性隔离开来。更残酷的是，罗马人将混性别者（mixed sex）视为不祥之兆，罗马人可能会杀死一个身心不符合二元性别分类的人。
今天，一些政府似乎正在遵循罗马的模式，虽然没有杀害那些不符合二元性别标签的个体，但是政府否认 ta 们的存在。本月（2018 年 10 月），匈牙利总理 Viktor Orban 禁止了大学中的性别研究计划，并声称“人们生来不是男性就是女性”，以及“谈论社会建构的性别（gender）而非生物性别（sex）”是不可接受的。现在，特朗普政府的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效仿这种做法，希望通过法律将性别（sex）定义为“一个人或男或女（male or female）的性别状态由人们出生时或出生前不可变的生物学特征决定”。
从道德和科学角度来讲，这都是错误的。其他人将解释这种决定给人带来的伤害。而我则会指出这种决定在生物学上的错误。没有任何一种生物措施可以毫无疑问地将每个人都归入男性或女性两大类，这早已为人所熟知。在 1950 年代，心理学家 John Money 和他的同事研究了天生具有异常组合的性标志物（卵巢和阴茎、睾丸和阴道、两个 X 染色体和阴囊等等）的个体。考虑到这些现今被称为间性人的个体的存在，Money 博士提出了性别发展的多层模型。
他从染色体性别开始，染色体性别在带有 X 或 Y 染色体的精子与带有 X 染色体的卵子融合时被确定。至少通常是这样。较不常见的是卵子或精子可能缺少性染色体，或者有多余的性染色体。由此所得的胚胎具有罕见的染色体性别，例如 XXY，XYY 或 XO。因此，即使仅考虑性别的第一层，也有两个以上的类别。这还仅仅是第一层。受精后八到十二周，胚胎获得胎儿的性腺性别：有一个 Y 染色体的胚胎发育出胚胎睾丸，那些有两个 X 染色体的胚胎则发育出胚胎卵巢。当胎儿的胚胎睾丸或卵巢产生的荷尔蒙进一步推动胚胎向男性或女性发育（取决于出现的是何种荷尔蒙）时，这就为胎儿的荷尔蒙性别创造了条件。胎儿的荷尔蒙性别成就了内生殖器性别（女性子宫、子宫颈和输卵管的形成或男性输精管、前列腺和附睾的形成）。在第四个月中，胎儿荷尔蒙通过塑造外生殖器性别（男性的阴茎和阴囊、女性的阴道和阴蒂）以完成其工作。
这样一来，婴儿出生时就有五层性别。但是，与染色体性别一样，每个后续层并不总是严格地变成二元的。此外，这些层可能彼此冲突，可能其中一层是二元的而另一层却不是：XX 染色体的婴儿可以生有阴茎，XY 染色体的则可以生有阴道，等等。这些不一致之处给任何只通过观察新生儿的私处而将其性别永久地归类于性别分层并不会在出生时就停止，这更增加了性别的复杂性。新生儿周围的成年人根据他们对生殖器性别的看法（出生时或从超声图像）识别性别，这便开始了性别社会化的过程。胎儿的荷尔蒙还影响大脑发育，产生另一层称之为大脑性别的性别类型。通常，大脑性别在青春期变得明显，此时某些脑细胞刺激成年男性或女性荷尔蒙分泌的水平和方式，从而导致了成年人的性成熟。Money 博士称这些分层为青春期荷尔蒙性别和青春期形态性别。但是，除了二分之外，它们的变化范围也可能很大。这一事实是决定了谁可以合法参加国际女子体育赛事。
自 1950 年代以来，有许多关于此主题的新的科学研究。但是，那些向生物学寻求便于管理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定义的人可能无法从这些最重要的发现中获得安慰。例如，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胎儿的胚胎睾丸或卵巢不是在单一基因的指导下——而是在相反的基因网络的指导下发育的，其中一种抑制雄性发育，同时刺激雌性分化，而另一种则全然相反。那么，重要的不是特定基因的存在与否，而是基因网络在共同作用、或特定序列作用之间的力量平衡。这浇灭了使用简单的基因测试来确定“真实”性别的可能性。卫生和公众服务部提出的政策变更是一种倒退。这个政策悍然不顾有关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的科学共识，并使人们随着个体生命周期的发展，以一种适合其性别的方式生活的自由陷入危机。
Anne Fausto-Sterling 博士是布朗大学生物学和性别研究方向的荣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