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儿理论的正统化
| 酷儿论坛翻译组
本文作者 David M. Halperin（1952- ）
David M. Halperin 是性别研究、同性恋理论、批判理论、物质文化和视觉文化领域的理论家。他是《GLQ：男女同性恋研究》杂志的创始人之一，并著有多本书，包括《放牧前》和《同性恋一百年》。
——来源：维基百科
“酷儿（Queer）”是一个如此简单而朴素的词。谁能想到我们会让这个词承载着这么多“自命不凡”的负担——那么多宏伟的理论、政治议程、哲学课题，乃至警世的含义？这个词曾被普遍理解为“奇怪”、“古怪”、“不寻常”、“异常”或“病态的”，并且被惯常地用作一种对男女同性恋者的侮辱。而现在，它则暗示了复杂而稀薄的可能性，以至于有了成篇的著述专为解释清楚它们。我们现在认为，即使要定义酷儿，也要限制其潜力，限制其在新纪元引领性激进主义与流动性别之可能性的魔力。这么一个“出身低微”的词，一个直到最近都有许多“体面人”羞于说出的词，是如何获得如此多自负而空想的意味的？在等待有人解读其流变的轨迹时，我将回顾这条路径中的一些要点。
酷儿理论最初是以玩笑的形式出现的。特瑞莎·德·劳拉提斯（Teresa de Lauretis 1）创造了“酷儿理论”一词，来作为她 1990 年 2 月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克鲁斯分校举行的一场会议的标题，在那里她是“意识史”的教授。她听说 1980 年代后期时，社会活动家、街头的年轻人和纽约艺术界的成员们，以支持同性恋的立场抛弃了“酷儿”一词。凭借着胆量和信念，她将这个羞辱性的词语同一个学术上神圣的词，“理论”，进行配对。她用语的选择是冒犯性的，并引起了愤慨。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克鲁斯分校的一位富有同情心的老师用受伤的语调问道：“他们为什么非要如此命名？”但是，这种词语搭配不仅仅是调皮的，它更具有有意为之的颠覆性。
在会议的开场白中，德•劳拉提斯教授承认她刻意使这个标题成为一种挑衅。她特别想消除“男女同性恋研究”（她称其为“现在已然成形，且被轻易取用的套话”）的自满情绪，这种自满暗示着，在这个新兴领域中，关于男女同性恋的话题之间的关系是公平的，完全平衡且被彻底理解的——好像每个人都确切地知道女同性恋研究和男同性恋研究之间的连结，以及为什么让它们共同发展是必要、重要的。她还希望挑战经验主义社会科学家以往在这个领域的统治，来为理论化的思考开辟一个更广阔的空间，并将有着更多维度之差异性的问题，引入这个向来单一的、同质化的关于（同性恋）性差异的话语空间中。同时希望提供一种针对白人、男性与中产阶级式分析的可能的摆脱方法。
除此之外，她还希望既可以使理论变得“酷儿”（也就是挑战学术界在传统理论中的异性恋视角的基础和假设），也能使理论更加有趣（借此引起对被认为是反常的、关于性欲及性快感理论化的一切的关注）。因此，酷儿理论是尚不存在的假设性知识/实践的占位符，但是其完善是被坚定地期盼着的。
当说出“酷儿理论”这个引人侧目的专名的那一刻，它就成为一个已经建立的理论流派的名字，好像它构成了一组特定的学说，一种对世界的独一无二的、实质性的观点，一种对人类经验的特殊的理论化，等效于精神分析或马克思主义理论。唯一的问题是没人知道那个理论到底是什么。并且，人们可以有充分理由认为这样的理论不存在。那些在此领域工作的人礼貌而圆融地尽了最大力量来指出这一点。例如：劳伦·贝兰特（Lauren Berlant）和迈克尔·沃纳（Michael Warner）在 PMLA2 上发表了一篇名为《酷儿理论教会了我们关于 X 的什么？》（What Does Queer Theory Teach Us About X?）的告诫性的社论，但是为时已晚。酷儿理论出现在书店的书架上和学术工作的求职广告中，在这里，人们对不能删减的“男女同性恋”的表述给予了宽恕。它还很好地与当代女权主义及男女同性恋身份政治的批判协调一致，提出“酷儿”是某种先进的后现代身份，并且酷儿理论已经接替了女权主义和男女同性恋研究的假设。因此，尽管男女同性恋研究在学术和批判上取得了许多成就，但酷儿理论实现了其未能取得的成果：即，酷儿学术研究进入了学院，创造了酷儿研究的职位工作，并获得了对酷儿工作的学术方面的尊重。确实，酷儿理论在学术制度化方面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功，以至于它在后现代理论的早期形态中留下了足迹。（现在谁还能记得“新历史主义”？）3 因此，酷儿理论简直太有利可图了，不能放弃。
所以，酷儿理论必须在事实之后被发明，以满足它唤起的需求。（回想起来，被认为是建立了酷儿理论的两个文本——伊芙·科索夫斯基·塞吉维克（Eve Kosofsky Sedgwick）的《暗柜认识论》（Epistemology of the Closet）和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性别麻烦》（Gender Trouble）——都是在尚无人耳闻过“酷儿理论”时写就的 4。如果酷儿理论的统治没有造成不良的误导效应，即把男女同性恋研究以往的所有工作描述为“不够理论化的”，描述为在身份政治的错觉下的劳动，并且没有通过特权化其理论场域、限制其范围和削弱其跨学科的雄心来根本地窄化酷儿研究的疆域，那所有这一切就都仅仅是引人发笑。
这并不意味着酷儿理论的所有后果都是不好的。酷儿理论有效地重新提出了性与性别之间关系的问题，无论是作为理论分析的类别还是作为生活经验；它为跨性别研究创造了更多机会；它追求（很早就在男女同性恋研究的领域中开始了的）将对性别和性的批判与狭义的男女同性恋观念分开的任务；它支持性/别的非规范性表达，并鼓励理论和政治上对正统化的抵制；它已经对恐同症和异性恋至上主义进行了许多重要的理论批评；它重新定义了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的历史实践；它生动地表达了对男女同性恋研究工作意义深远的理论承诺。
但是，随着酷儿理论的制度化，以及其被学术界（被异性恋学者）所接受，新的问题与挑战随之而来。令人感到惊异的是，酷儿理论如此迅速地被我们（主要是异性恋群体）的知识体系所接纳、推崇和吸收，这是之前的男女同性恋研究从未实现的。酷儿理论通过坚持反对同化主义的立场，积极接纳并拥抱特殊和边缘化人群，从而表达其对激进政治的认同。尽管酷儿理论隐秘地（及错误地）将男女同性恋研究描绘为主张自由、社会同化，以及包容现状的形象，但事实证明，酷儿理论与既有的自由主义学院体系更相近。第一步是使酷儿理论中的“理论”战胜“酷儿”，使“酷儿”成为“理论”的无恶意修饰词：进步主义学者似乎已经推论，假如酷儿理论成为理论，那它就仅仅是那些重要任务一直以来研究工作的延伸。它就可以折回到文学和文化研究的标准实践中，而不会像往常一样妨碍学术活动。下一步是不再对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或酷儿里突破局限的内容进行具体说明，从而将“酷儿”抽象化，并将其转变为一种象征颠覆性的通用标志。这是“自由主义”的一种更时髦的版本：如果是酷儿的，它在政治上就是对立的，那么每个声称是进步主义者的人都是能分一杯羹的既得利益者。最后，酷儿理论，作为一种理论而非一门学科，对既有学科的垄断不构成威胁：相反，酷儿理论可以被纳入其中的任何一门学科，然后被应用于现有领域中的种种话题。那些从事英语、历史、古典学、人类学、社会学或宗教研究的学者现在可以选择使用酷儿理论，就像他们以前使用解构主义一样，通过“酷儿化”它们来推进这些学科的实践。这三步最终使得酷儿理论成为人人皆可玩的“游戏”，能够被各种学科广泛应用。然而，这也导致了一个矛盾的局面：随着酷儿理论在各个学科中的渗透越来越广泛，人们越来越难弄清它的酷儿特质。相比之下，同性恋研究则似乎只涉及女同性恋和男同性恋者，看起来越来越落后、强调身份、过时。
上学期，跟我同系的密歇根大学的研究生院主任、同性恋研究的长期贡献者，她请我去教一个关于酷儿理论的研究生研讨班，因为那是我们的研究生表示过感兴趣的研究领域。如果我没有刚好在前一个学期就教了一个关于酷儿理论的研究生研讨班，我会对那个请求更加满意。而我系只有一名研究生选了那门课，显然是因为我未曾将我的课程称为“酷儿理论”。但更深远的问题是，“酷儿理论”已变得如此常规，与进行高级文学和文化研究所需要的其他条件没有什么区别。它不仅不再异常独特，而且，也不再接近那些专注于女同性恋、男同性恋或者酷儿研究的范围的工作里，哪怕是理论范畴的工作。就我而言，我的研究生研讨会尝试通过一种非精神分析的方式来研究男同性恋的男性主观意识。这种方法是调查男同性恋的文化认同、探究他们与主流文化的独特关系（也可以说是酷儿的），以及他们与朱迪•加兰（Judy Garland）或贝特•戴维斯（Bette Davis）这类人物的联结——简单来说，即他们特定的阅读方式。研讨会的目的是通过对男同性恋的文化习俗及其变幻的身份认同和身份不认同进行详细、具体的分析，来接近同性恋男性主观意识形成的问题，并在重新表述的基础上建立一个酷儿教学法。
这样的课程远远不同于对酷儿理论的概述，从塞吉维克、巴特勒、莫妮卡•威蒂格（Monique Wittig）、盖尔•卢宾（Gayle Rubin）、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D. A. 米勒（D. A. Miller）、利奥•贝尔萨尼（Leo Bersani）、西蒙•沃特尼（Simon Watney）开始，一直谈到特瑞莎•德•劳拉提斯、戴安娜•富斯（Diana Fuss）、道格拉斯•克林普（Douglas Crimp）、李•埃德尔曼（Lee Edelman）、厄尔•杰克逊（Earl Jackson）、比迪•马丁（Biddy Martin）、苏 - 埃朗•凯斯（Sue-Ellen Case）、迈克尔•沃纳和朱迪斯•霍伯斯坦（Judith Halberstam）。一方面，我的课程特别关注男同性恋者及其独特的文化。
这门课程预设学生愿意研究男同性恋文化习俗的社会和理论意义。这样的任务并没有使自己抽象化或概括化，至少在最初不会：因为它必须从对社会现象本身的近距离审视出发，并且不能避开与男同性恋者在情感上的亲密接触。它不会很快地上升到每个人都能轻易理解的理论概括性中，否则意味着学生们对男同性恋者的生活细节不一定熟悉或感兴趣。换句话说，课程的主题丝毫不减地“酷儿”。
酷儿理论特质经常是从男女同性恋者生活的日常现实中抽象出来的。但那并没有削弱它的重要性。就像我上面列举的那样，对权威酷儿理论的概述有着巨大的价值，而且在过去，我已情愿地教授过这门课程。但是，如果这门课程只是为了让那些不愿意接触酷儿文化或酷儿研究的（异性恋）学生得到一个关于酷儿理论的资格证，以此完成时兴的研究生教育，我将不愿意教授这门课程。那些想要在学术背景下进行酷儿理论研究的人如今面临的挑战是要找到方法，既能满足学生获取酷儿理论证书的正当的专业需求，同时又要保留该事业的批判的或酷儿的维度。
当然了，在这一切中，最大的讽刺来自于规训的大环境。开创女权主义和女同性恋/男同性恋研究的人们，后来又将酷儿理论引入了学院的人们，其动机首先是一股想要改变原有知识理论的冲动，和改变这些知识理论在大学内实践的方法的决心。如今，报名参加研究生课程并打算从事酷儿理论研究的学生，无论其政治背景或志向如何，都不太追求变革大学了，更多的是努力从大学当前所能提供的好处中获益。他们还试图在酷儿理论领域内为自己和他们的工作创造一个空间，而这个领域已经构筑起来了。
这本身并不是一件坏事。毕竟，这正是我们许多人都在为之努力奋斗的——使酷儿学生和其他人有机会将对性/别的分析与批判融入他们的职业生涯，融入他们的自身身份和他们的学术实践中。尽管如此，在我们的背景下，没有任何东西让我们对与酷儿理论产生的规训关系做好准备。这种规训关系并不存在于与学生合作以创造前所未有的批判性反思的可能性，而是在于利用我们的权威来训练学生学习酷儿理论，就像其他成熟的领域一样（“B +：您很好地利用了塞吉维克，但您忽略了迈克尔·慕（Michael Moon）”）。如果酷儿理论将拥有值得珍惜的未来，我们必须要找到更新其巨大潜力的方法——我的意思不是说要为它设计一些新的或更前卫的理论表述，而是，具体来说，要重塑它使人讶异、令人惊喜、促人思考未被思索之事的能力。
Teresa de Lauretis（1938– ）是意大利作家，也是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意识史杰出教授。她感兴趣的领域包括符号学，精神分析，电影理论，文学理论，女权主义，妇女研究，女同性恋和同性恋研究。她还写过科幻小说。她能说流利的英语和意大利语，并用两种语言写作。此外，她的作品已被翻译成其他十六种语言。 ↩︎
译者注：PMLA= Publications of 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美国现代语言学协会会刊》 ↩︎
译者注：新历史主义是萌生于 1980 年代的文学批判理论。 ↩︎
译者注：Epistemology of the Closet 尚无简中译本，此为字面直译；《性别麻烦》为上海三联书店译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