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期回顾：既往不咎？“向同性恋道歉”中的同性恋民族主义（一）

To Forgive and Forget? Homonationalism,

Hegemony, and History in the Gay Apology 

既往不咎？“向同性恋道歉”中的

同性恋民族主义、霸权主义与历史

[本文发表自论坛—道歉伦理学：跨学科&跨民族视角，作者Steven Maynard]

向同性恋道歉的事件突出了酷儿政治和自由主义国家之间日渐增多的共同点。在提供一些该进程中的例子作为佐证之前，我们应该注意到，将国家和参与到向同性恋道歉运动的人们定性为自由主义者的行为，这不仅仅是抽象的政治理论。这种说法必定有其源头。

政府给LGBTQ议题都打上了#率性自我 (#freetobeme)的标签；我们很难为酷儿自由主义想到一个更为精炼的表达。就其本身而言，在向同性恋道歉运动的早期，在一篇关于政府计划“赦免因同性恋而入狱的犯人”的文章中，《环球邮报》决定重印一篇发表于1967年、有关时任司法部长皮埃尔·特鲁多提议刑法改革的社论。

该社论引用了权威名人如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论自由》(On Liberty)，以此来论述国家的责任在于通过立法来建立一个秩序井然的社会，但除此以外“国家没有权利也没有义务潜入人们的卧室窥探隐私”。《环球邮报》反应十分迅速，指出自己的社论用特鲁多本人著名的言论声援了他。但是纵览该报社的过往报道，就会发现它们往往是有选择性的。在1967年的那篇报道发表前很多年，以及其后整整两年，《环球邮报》内部分类系统和剪报都把有关同性恋的资料命名为“看：性变态”。[36]

那么，向同性恋道歉运动是如何有助于确保自由主义霸权的呢？联邦政府正在借助道歉运动来提升自己的名声，巩固其根本自由价值捍卫者身份，这些价值包括人权、平等与多元。几乎每一个新闻社在发布相关新闻的时候都会提及政府反复谈到这些话题。

2016年2月，加拿大政府宣布：“身为加拿大人，我们深知保护和促进基本人权对于政府和个人而言势在必行，这其中也包括性别认同、性别表达和性取向......

加拿大人知道我们的国家之所以能变得更强大是因为我们具有多元性而不是与之相反。”2016年8月，总理的媒体发言人宣称：“我们已经和人权信托Egale以及其他团体达成共识，继续共同致力于终结歧视和推进所有公民享有平等权利。”[37]Egale投桃报李，在报道的时候以自由歌颂之，花费整个篇幅大力宣传特鲁多于1968年发表的演讲《公正的社会》。

确实，被冠之以远见者名号的特鲁多作为报道中主要英雄人物之一出现。收益的不只有他，我们也知道“全面道歉和广泛赦免有助于加拿大巩固国际人权的领导地位，并使加拿大外交重获总理莱斯特·B·皮尔森(Lester B. Pearson)在任时的光辉，皮尔森于1957荣获诺贝尔和平奖。”[38]

为什么一个由酷儿组织极力主张的向同性恋道歉运动，会和重拾皮尔森外交辉煌扯上关系，这让我百思不得其解。但是结盟带来的共同利益还是显而易见的。另一个来自总理办公室的报道声明：“加拿大政府欢迎Egale的报告，支持它推崇的价值、原则和目标，并且将会与Egale以及其他团队合作，共同采取措施抵制报告所描述的歧视。”[39]我们有一个自由主义政府，声称支持酷儿团队的价值，然而讽刺的是该组织撰写的报告都可以被看作是写给自由党的情书。

致力于吸引酷儿公民的运动不仅仅限于总理办公室，其他国家职能部门也被号召加入这个事业。2016年8月，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首次加入渥太华骄傲游行，安全部门局长解释说：“CSIS认同我们工作场所的多元化观念”并且通过“参加今天的游行，CSIS展现了其决心培养宽容性、包容性、以及对我们雇员多元性别的尊重，我们的雇员致力于保卫国土和加拿大人民的安全。”[40]

更近一些，去年八月加拿大尖兵让·乔纳森·万斯 (Gen. Jonathan Vance) 同贾斯汀 (Justin)一并参加渥太华骄傲游行，携手加拿大军乐队共同演奏阿巴 (Abba)合唱团的曲目《舞后》(Dancing Queen)，一时声名大噪。

正如万斯尴尬地解释道“对于我来说，今天站在这里，便标志着这一社群成员在军队中的团结与领导”（我相信他指的是酷儿在职群体）。

在道歉（和诉讼）运动中期时让军方承认在历史上曾经解过雇同性恋在职人员，万斯的目的在于向同性恋群体保证“军队是一个很棒的工作选择，有着友好的环境。”

万斯提出他出席LGBTQ社群非常重要，因为“这样把武装力量和国家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41]想必这也把同性恋民众和武装力量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然而这是另一个制造同性恋民族主义和霸权的时刻。[42]

同性恋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霸权的结合在外交关系文件中十分显眼。道歉运动常常和其他举措相结合，例如近来联邦立法来保护跨性别人群，以彰显加拿大在先进国家中位于前列。

今年六月在一场对众议院的演讲中，外交部部长克里斯蒂亚·弗里兰(Chrystia Freeland)重申加拿大是“国际自由秩序”的捍卫者，这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便是“我们承担起制定规则的责任，指导国家妥善对待女性、男女同性恋与跨性别人群变性人。”

两天后，加拿大成为平权联盟 (Equal Rights Coalition)的联合主席，该联盟由遍布全球的LGBTQ友好国家组成。[43] 要过多久，向酷儿公民道歉会成为一个国家加入到这个全新的同性国际自由秩序当中呢？这个国际自由秩序由宣称因曾经伤害过酷儿而感到忏悔的国家组成，这一举动将它们与那些处在自由主义之外、不那么包容的国家区分开来。

对于同性恋民族主义的批评，博伊森诺似乎比他的同事更敏感。他曾在国际舞台上谈过加拿大，“我们不能简单地挥舞着彩虹旗走进来，然后说，‘你们在这里就得这么做事。”[44]

然而，几个月后，在2017年8月蒙特利尔骄傲节的一次演讲中，博伊森诺称赞加拿大的“海外工作……通过游说使得其他国家的政府变得更加开放”。他解释说，这样的工作不仅是一种“道德要求”，也是一种“经济上的迫切需要”，接着说回加拿大以及“公司应当如何创造更具包容性的工作场所”。

博伊森诺告诉他的听众，“创造一个进步的工作场所不仅对促进社会正义至关重要，而且对促进经济增长也至关重要。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看到，多样化、包容性的劳动力更具生产力和创新性……加拿大和其他地方的任何大公司都在接受这一现实。他们认识到尊重LGBTQ2的员工对每个人都有好处。”[45]

博伊森诺成功地用几句话概括了我们这个时代的酷儿政治，抓住了酷儿抱负(社会正义)、自由主义信仰(多样性、包容性)、同性恋国际主义(海外工作)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增长、生产力、创新)之间的纠葛，这些都完美地包装成不言而喻的“对每个人都有好处”。

我认为，成功地将一个主导群体的特定利益表述为“对所有人都好”是霸权主义的一种定义，而以酷儿社会正义的华丽外衣掩盖对经济增长和生产率的赤裸裸的追求，是新自由主义的花招之一。

在这一点上，有人可能会问，这又有什么问题？在我看来，用万斯将军恰当的话来说，问题在于向同性恋道歉运动是如何将酷儿公民与自由主义霸权以及其所包含的一切价值相捆绑，这些价值包含了民族主义、军国主义、新自由主义等等。让我举个例子。

当政府道歉时，它将承认和忏悔国家对某个少数群体的过分苛责，但不会从根本上质疑当初使得这些苛责成为可能的国家行为。例如，在公职人员大清洗的例子中，我们知道国家使用了间谍、线人、以及其他各种令人憎恶的做法，例如臭名昭著的老虎机。

但是，道歉不会导致对国家监控和安全措施的严肃反思。相反，我们的目标是提供道歉，并让它被接受，这样一来，酷儿公民的国家忠诚就可以重新得到保障，ta们也可以重新国家这一整体所囊括。这就是霸权主义的运作方式。与此同时，国家安全机器并未受向同性恋道歉运动的影响，它可以被用来瞄准其他少数人群或持不同政见的群体，如穆斯林和阿拉伯人，其中也包括了这两个群体中的酷儿成员，[46]或任何性向的左倾加拿大人。[47]

酷儿人群也没有要求政府为其历史上的不公正行为道歉，并承诺确保此类事件不再发生，也没有明显地针对国家的时间。这个真的做不到；对于一个合法性受到严重质疑的国家来说，来自它的道歉意味着什么？“我只是想听他们说对不起”是向同性恋道歉叙事中经常出现的一句话。不完全是反霸权侵犯的战斗口号。

这样一来，向同性恋道歉就陷入了霸权主义的陷阱。举个不同的例子，加拿大性别和性多元中心在其“粉红议程”中提出了一个相当激进的计划，坚称“加拿大必须努力终结同性恋民族主义”，并呼吁去殖民化和废除定居者殖民主义。但该中心在另一份文件中虽然坚定支持向同性恋道歉，却没有谈及那些道歉运动所反映并再现的社会结构，这些结构正是该中心希望终止的对象。[48]

还有其他的方法来抵制自由主义国家通过向同性恋道歉运动来将其吸纳为己方的吗？道歉并不意味着你必须接受它。在抗议2016年6月多伦多警方对1981年澡堂突击搜查道歉时, “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 下文简称BLM)运动采取了如上策略。那次道歉根本不是道歉，而是一种遗憾的表达。鉴于警方与该市黑人社区（包括黑人酷儿和跨性别者）之间存在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BLM-TO用“不接受道歉”的标语扰乱了警方的新闻发布会。[49] 这个示威活动是黑人酷儿政治的一种交叉形式，警方并没有就“种族”问题（查验身份、警察射杀黑人等）道歉，BLM-TO拒绝的是他们就“性向”（澡堂突袭）问题的道歉。一周后，他们让多伦多骄傲游行陷入停顿，将性取向和种族主义问题交织在一起，BLM-TO再次激起了同性恋直接行动的传统。BLM-TO拒绝警方道歉的行为是正确的，也是有先见之明的。虽然多伦多警方对突击搜查澡堂的行为表示遗憾，但仅仅5个月后，警方就在玛丽·柯蒂斯公园的一次秘密行动中，严厉打击了同性恋者在公共场所的性行为，并对70人提出了指控。我们还需要更多的证据证明道歉并不一定意味着实践上的改变吗?虽然“对不起”似乎是最简单的词，但它的表达却可能是空洞的。

翻译by Landy

校译 by 孑子

参考文献详见原文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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