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回顾

2020年新年伊始，随着春运返乡，一种名为“2019-nCoV”的新型冠状病毒在中国社会中开始广泛传播。截止1月24日12时，为遏制新型肺炎疫情，湖北共有13座城市区域公共交通停运，并相继“封城”。在这样的大型社会公共事件的幕布之下，是无数普通人的生活正在经历的一场巨大的变故。

一位HIV病毒携带者小邹（化名）发微博求助称，自己身在湖北天门下属县城，肺炎封路，导致自己无法按时去天门市人民医院取药，一旦断药，即可能会导致自己体内的HIV病毒变异。此时，他的药还剩8天的余量，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人援助药品，或者医院没有开通艾滋感染者绿色取药通道的话，那么八天之后，他就有可能面临HIV病毒变异的风险。

国家对HIV患者提供了免费药物，包括替诺福韦/拉米夫定/依非韦伦，这是是常规使用的抗病毒药物组合之一。但我们不确定当事人使用的是这一组合。部分HIV病毒携带者会因为依非韦伦副作用过大，而将药物换成克力芝，克力芝即是这次公卫一直强调说可以治疗“2019-nCoV”病毒的艾滋病药物。

艾滋病患者在治疗过程中一般是三个月取一次药，不能断药。一旦断药，体内的HIV病毒很有可能发生变异，届时，患者将面临换药的风险，有可能需要承担更加昂贵的自费药物治疗。

网民们在看到小邹的求助之后，在评论中向湖北省天门市公安局官方微博账号“平安天门”等求助。次日，平安天门与小邹取得联系，并派人上门核实信息。

但在此过程中，由于警方缺乏对于艾滋病患者隐私权的基本认知，导致其父母知晓其患病。此举让身为艾滋患者的小邹感到愤怒，他发博@平安天门，称其所谓的登门询问的措施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还对父母暴露了自己身患艾滋病的隐私。他在微博中附上了该村治安的无码照片（带口罩），随后曝光了自己与天门市公安局的聊天对话内容，称自己没有得到妥善的处理（即通过绿色通道取到HIV药物）。

小邹的微博截图，马赛克为编者所加

部分网友也随之指责“平安天门”，认为其泄露小邹隐私。而后，随着更多网友的关注，对小邹本人动机的质疑与对基层警方的声援也逐渐增多。再之后，小邹微博下的评论逐渐被网民的骂声淹没。小邹本人也公开对抗这些侮辱与偏见，曾多次对公开办案人员照片一事拒绝道歉。舆论场愈加复杂。

小邹曾透露过因不堪辱骂想要自杀的念头

网友却纷纷争当「雪花」

一边是有诉求的HIV患者，一边是公共机关，另一边是网民舆论，他们彼此监督，又彼此指责。在这场三方的博弈中，让我们关注在这舆论场中的不同声音。

公共应急事件下

少数群体的发声权利

首先是小邹本人以及为他声援的声音，其立场为呼吁政府在特殊情况下也应关注少数群体的生命健康，如艾滋病患者的用药问题，并要求当地的艾滋病患者能获得药物保障。此类发声无疑是合理的，每个人的生命权和发言权都应当得到尊重和保障。无论是在公共应急事件或是其他情况下，少数群体的发声权利都不能被剥夺。

这一点，是本篇文章得以讨论的前提条件。

小邹的求助微博

公开自己的患病信息是否意味着

警方能够将其告知当事人父母

 01 隐私权的定义与应用 

接下来，是与“隐私权”相关的争议。部分网友认为，既然小邹已经将自己的患病信息公开于网络，那么它便不能算作隐私。这一论点看似合理，但实际上却窄化了“隐私”作为法律概念的内涵。隐私，不仅仅是指“不愿告诉人的或不愿公开的个人的事”（这是网友所指的“隐私”），更是指自然人对其私领域事务广泛的自主决定和支配的权利，不仅包括是否公开，还包括如何公开，在多大范围内公开。

小邹于微博公开自己的病患身份，系求助之必需，但他并不期待自己患病的事实为其父母所知悉（实际上，他以“微博”这一平台进行发声，也多半考虑到了其居住在农村的父母大概率不会看到这条微博）。因此，警方直接将病情告知小邹父母的行为过度公开了小邹的隐私，这确实侵犯了他的隐私权。

 02 合理的注意义务 

除了民法对隐私权的相关规定之外，有网友认为，「警察上门核实情况，谁知道当事人瞒着父母了，也不怪警察告诉父母当事人的艾滋病情吧？」 这个质疑的核心问题在于，警察在核实的过程中，是否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比如，涉及到像艾滋病的患病情况这样敏感的隐私信息时，他是否有等待当事人出现，是否有征求当事人的意思。如果没有，说明警察并未尽到相关义务，他的执法行为无疑存在问题。

《艾滋病防治条例》第三十九条 

未经本人或者其监护人同意，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公开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属的姓名、住址、工作单位、肖像、病史资料以及其他可能推断出其具体身份的信息。

 03 隐私权比知情权更重要 

还有网友认为，「这种病瞒着同一屋檐下居住的父母就是道德有问题，万一不小心血液传播了呢？」，以及「为什么HIV患者的隐私权比父母的知情权还重要」。

首先，在国务院发布的《艾滋病防治条例》中明确规定了HIV患者的义务。

《艾滋病防治条例》第三十八条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接受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者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的流行病学调查和指导； 

（二）将感染或者发病的事实及时告知与其有性关系者； 

（三）就医时，将感染或者发病的事实如实告知接诊医生；

 （四）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防止感染他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不得以任何方式故意传播艾滋病。

从中我们可以发现，除了发生性关系需要告诉性伴侣以及就医时告诉医生外，HIV患者无需告知任何人自己的病情。同时，HIV患者不得以任何方式故意传播艾滋病。这是ta的义务，也是对ta的要求。

那么问题就在于，与HIV患者亲密接触共同生活的亲友，会不会有一定几率无意中感染艾滋病？答案是几率几乎为零。艾滋传播的途径为三种，母婴传播、血液传播和性传播，这次事件中大众所担心的血液传播，在生活中完全是可防可控的。以血液为途径传播艾滋病，首先需要双方暴露在外的伤口，以及一定剂量的血液交换，而正常的生活条件下，子女与父母之间不易通过血液途径传播艾滋病（蚊虫叮咬并不会传播病毒）。

除此之外，HIV患者并不是大家眼中“移动的传染源”。事实上，HIV患者隐瞒患病事实并不会导致不知情者感染。「最新研究证据显示，稳定接受抗病毒治疗 (Antiretroviral Therapy，ART) 的艾滋感染者，其血液中的病毒载量若持续六个月以上控制在测不到的状态时，其传播HIV病毒的风险是可忽略，甚至不存在的 。尽管感染者血液中可检测到艾滋病毒，也不必然会感染他人，当感染者将病毒载量控制在测不到的状态下，确实可保护其自身健康外，亦可避免再传染给他人。」那么此时这种状态就被称为U=U（Undetectable equals Untransmittable）。不止小邹，无数的HIV患者正在努力通过药物治疗达到这种状态。

因此，由于法治与医学的双重保障。HIV感染者的隐私权受保护，完全可以选择不告知他人（除性伴和医生外）。民众也完全无需担心自己在日常的生活中被传染。当事人隐瞒父母相关病情在法律上不可诘难，道德上也无可指摘。

在微博话题下网民的评论

公开基层执法人员的照片信息

当事人做错了吗？

部分网友认为，小邹将前来探访的警方照片（图中民警带口罩）公布在社交平台，引得网友攻击“平安天门”账号，是一种侵犯他人隐私的行为。就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警察在此次核查中的身份并非是民法中的私主体，而是行使公权力进行执法的公主体。隐私的概念与隐私权的保护，仅限于私主体中的自然人，公权力主体无所谓隐私权的保护。由于公私权力的极大不对等，公权力主体不仅得不到隐私权的保护，它更应接受公众的质疑与监督，将权力行使置于聚光灯下接受审查。因此，小邹公开无码照片并无侵犯警察的隐私权，他对警方行为的质疑也是合情合理合法的。

而网友认为的，小邹引导网民攻击“平安天门”账号，也难以在小邹与网友的互动中找到依据。因此，难以判断网民的行为究竟是出于博主引导还是自身的“正义感”使然。

截止到发稿，该话题的实时阅读量已达到4085万

「占用抗击疫情的公共资源？」

指责背后的逻辑问题

网友质疑，小邹这样的行为，是否占用了肺炎紧急的公共资源？其实“占用公共资源”的想法本身是存在问题的，它背后预设着生命的高低贵贱，即它认为肺炎患者的生命比起艾滋病患者的生命是更应该得到保障的。但是，人权是普遍且平等的，没有哪个群体的生命更不值得注目、更不值得保障。

在这样一个公共应急事件中，我们可以允许在处理不同事件时存在的优先性考虑，但我们却无法接受身处困境之人被以“占用公共资源”为由而被选择性地忽略和遗忘。要求政府伸以援手，其实也是在督促社会做出更完备的决策，以便更有效地利用有限的公共资源。

网友关注的另一个焦点问题在于，既然小邹已知机动车无法通行，但电动车与摩托车可以通行，为何不自行取药？小邹回复微博网友：“距离太长，电动车中途可能没电。”

对此，我们进行了查证，按照市场一般的电动车的规格，它的确无法胜任往返（总里程接近100KM）的任务。至于能否乘坐摩托车，小邹未进行相应的回复，因此我们无法确定其是否有搭乘摩托的条件。抛开对小邹现实条件的揣测，我们发现，小邹的本意其实并非是不愿意自行取药，而是希望政府能开通绿色通道，让患者有自行取药的途径。

正因为听到了像小邹这样的人的呼吁，政府部门通过努力，已经做出了相关的措施来保障少数群体的基本用药权利。据小邹表示，湖北省内的HIV患者已经可以凭身份证前往医院或疾控中心领取自己所需的HIV药物。

有网民甚至因为这次事件注册了微博名

“化妆师XXX今天死了吗”

个性签名是：我艾滋我有理

出于身份政治的情绪宣泄

舆论场中最为刺眼的是以小邹的同志身份（网友臆测，当事人未谈及）与艾滋病患者身份为攻击对象的言论，从起初关于用药短缺的问题，逐步上升为对小邹个人品性的指摘，与同志、艾滋病患者的群体谩骂。

若我们拿去小邹的同志与艾滋病患者身份这一因素，此次事件的本质便会浮出水面，即患者的健康与用药短缺问题。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并非是同志与艾滋病患者，而是如何打通患者的获药渠道，使得少数群体的健康得以保障。

所谓同志与艾滋病患者身份，不过是网民为了泄愤所设立起的靶子。更进一步，网民的群体情绪可被视作对近年来平权运动与政治正确的反制。

网友在话题下对同志群体的谩骂

近年来，随着平权运动在西方国家的开展，政治正确也逐步成为社交网络中的“话语高点”。厌烦于平权话语又找不到契机和理由反攻的网民，在此次事件中，终于得以借由新冠肺炎的紧迫性与公共资源的短缺，毫无顾忌地表达对少数群体的歧视与厌恶之情，将怒火倾泻在小邹这样一个所谓的“典型”上。

还有网友质疑，认为小邹“并非是在寻求帮助，而是在寻求特权”，将问题的焦点转移至对小邹个人道德的批判。然而，在当地的艾滋病患者群体内部，小邹并非仅仅是为个人求药，而是希望自己的呼吁能使得县城所有不方便取药的患者都能获得补药渠道。他并不要求先于其他艾滋病患者得到保障。

那小邹是否是利用艾滋病患者的特殊身份为这整个群体谋求“特权”呢？小邹的呼吁也并非是谋求超越社会其他群体、要求获得优先保障的“特权”，而是要求艾滋病患者的基本生存权利得到与其他群体平等的保障。生命无贵贱，即使在当下，艾滋病患者的生命也不应因为肺炎的紧迫性而受到轻慢薄待。

写在最后

最后，也许你想说，自己确实对小邹在舆论场中的疯狂、极端与非理性发言感到厌恶。但我们仍希望你能宽容一个身处困境中的人，理解他为了博取社会关注所做的种种出格行为背后的恐慌。在疫情得到了应急的处理后，我们也应将注意力投射向在这次疫情中被忽略的其他少数与弱势群体，真正做到有同理心地去对待他们，而非将自己有限的精力在这一纷繁的舆论旋涡中不断消耗。

在舆论场的背后，有一群人正在做出实际行动。在事件发生后，湖北省疾控中心立刻出台了异地领药、送药到镇等措施，武汉同志中心也组织了病友借药、医院接送等志愿者工作。他们，才是这场战役能够胜利的关键。

超链接：武汉同志中心 | 紧急求援！封城堵村，这群人的生死不该被遗忘

为HIV患者消解社会中存在的歧视与偏见，关怀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是凯风社自创立以来的核心价值，也是我们的初心。无论这个世界变得如何复杂，请不要放弃包容的力量 /

- 凯风自南，吹彼棘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