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呱呱坠地。这一年，中国精神学会常委会重新修改的《中国精神障碍诊断与分类标准第三册》正式将同性恋从精神疾病分类中删除。我的父母并没有留意这个新闻，也许在他们看来，同性恋怎么样和他们一点儿关系也没有。

我上小学了。这一年，国际性少数人权会议发布了《蒙特利尔宣言》，号召世界各国将每年的5月17日作为“国际不再恐同日”，以唤醒人们关注因为恐惧同性恋、歧视性倾向而产生的一切生理和精神暴力以及不公平对待。整日沉浸在与小伙伴玩耍的快乐中的我对此一无所知。

这一年发生了一件令我又兴奋又紧张的事：我喜欢上了一个人，而且这个人和我是同性。“我怎么会喜欢同性呢？我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带着这些疑问我查阅了很多资料。在真真假假的消息里，我看到一条新闻：一位叫阿振的小哥哥因受到同性恋扭转治疗而将一家叫心语飘香的心理诊所告上法庭并胜诉，法院在判决书里明确提到“同性恋并非精神疾病”。我内心松了一口气，但最终没能鼓起勇气向那个人表白。

这一年，女大学生秋白因教科书污名化同性恋而将教育部告上了法庭。那时的我已经了解到了在2001年我国就已经将同性恋去病化。我惊讶于号称“权威”的教科书上居然对LGBT群体有如此之多的偏见，于是发了一条出柜并支持秋白的朋友圈。

当天晚上我父母和我大吵了一架，他们说：“你这是有病，你需要去治疗！”过去的新闻中报道的扭转治疗的可怕景象一下子涌入我的脑海，吓得我说不出话来。幸好，他们最终没有把我送去任何机构。

2年前的那次吵架让我家的家庭氛围变得压抑了许多，这一年，秋白的败诉也让我感到内心灰暗。但还是发生了两件令我振奋的事：一件是，一名叫西西的女生接下了秋白的接力棒，将另一本恐同教科书告上了法庭；另一件是，河南驻马店的一位男同志余先生起诉了对他进行扭转治疗的精神病院，并获得了胜诉。

然而，在国内违法对LGBT群体进行扭转治疗的机构还有100多家，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被一一曝光出来，受到惩治。

我终于离开了家来到外地上大学。在上海的街头我看到了三辆红色的货车，每辆车上都有格外醒目的黑色标语。街边的人告诉我，这是艺术家武老白策划的以反对扭转治疗为主题的行为艺术。

我带着敬佩之心把这件事发到朋友圈里，很多朋友给我点了赞，唯独学校的心理老师留言说“你要不要去看看医生？”我想了想，怼了回去。

今年夏天，联合国发布了反对扭转治疗的独立专家报告，呼吁世界各国采取措施禁止扭转治疗。这个消息让我非常激动，这是联合国第一次就扭转治疗问题作出专题的报告和呼吁。但几个月后又传来了坏消息，西西诉恐同教材案一审败诉，我看到了最糟糕的判决结果：法院认为“同性恋是心理障碍”的表述非“知识性差错”。这意味着法院不承认2001年的同性恋去病化结果。

我开始意识到，我国的LGBT去病化并不是一场在2001年就已经宣告胜利的战役，而是一场持续了几十年仍未竟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