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儿论坛 | MOTSS

高校 LGBTQ 社团发展状况研究

| 姚舒威等

#校园社群

本文由复旦大学知和社发布，酷儿论坛于 2015 年 11 月 29 日转载。作者为姚舒威、易晨莉、江凝紫、钟瑞龄、赵健全、翁婧娴。调查通过梳理社团资料、与部分负责人深入交流，了解高校 LGBTQ 社团的创办宗旨、发展过程、活动、规模和组织方式。文中记录的是调查时的情况。

从中大彩虹社说起

2006 年，中山大学彩虹社成立，师生在校园里展开手工缝制的彩虹旗。彩虹社让中大有了自由开放的名声，但社员的经历呈现了这份名声背后的另一面。

据玄霄的《彩虹社的故事：中大并没有那么自由包容》，成立一年后，彩虹社未能通过审查，转为学生小组继续活动。失去正式社团身份，意味着借用课室、筹集经费都变得困难。许多学生尚未出柜，能够投入的资金和人力也有限。

文章还记录了《阴道独白》在中大东校区临时被禁演、《社会文化与多元性别》课程受到审查、珠海校区再次申请彩虹社被拒，以及彩虹小组因“非正规社团”身份无法获得珠海疾控中心资金赞助等经历。在作者看来，值得骄傲的是那些顶住压力、主动出钱出力的师生。

我们的研究，也从这样的故事开始。

调查范围

这次调查涉及以下 14 个社团或小组。其中，酷儿论坛、海西同心社已向校外组织转型。

下文按校方认可和地域支持的情况讨论不同社团，以其中较有代表性的组织为例。研究过程中，我们也试图了解已经停止活动的社团，却发现一些组织只是暂时中断活动，状态难以判断。

材料主要来自社团一方。校方声音的缺失是这次调查的局限，即使专注于社团的发展，也需要记住这一点。

获得校方认可：复旦知和社

从课程和戏剧演出中成立

2004 年，《阴道独白》在上海高校首演。2005 年，孙中欣教授在复旦开设《同性恋研究课程》，助教小鱼联系了此前参加《阴道独白》的演员，在孙教授支持下建立知和社。

“因知而和，和而不同”后来成为人们对社名的解释。创始人却告诉调查者，名字最初只是同学随意起的，为的就是让人看不懂。知和社从命名起，就选择了一种低调的方式。

公开活动让新成员找到社团

调查时的核心成员中，不少人因 2014 年春季学期的《阴道独白》加入知和社。社长回忆，自己大一时已经很关注社会性别议题，却一直没有听过知和社。另一位成员入学前便知道这个组织，但看不到网络平台上的活动消息，一度以为它已停止运作；直到看过演出和社团回应校内事件的文章，才改变了印象。

2015 年上半年，知和社针对复旦军训医疗讲座事件发表文章。文章很快被团委要求删除，也让一度沉默的社团重新进入公众视野。

正式身份带来的便利与顾虑

宣传部负责人认为，知和社从正式社团身份中获得了实际便利。许多 LGBTQ 社团面临成员青黄不接的问题，一个可以公开发声的身份，使招新容易了不少。2015 年，知和社成员达到 154 人，超过此前各届。

这种身份也伴随着约束。团委会对社团施加压力；即使有时能帮助分担来自上面的压力，成员仍不能确定，发生争议后会获得多少支持。公开活动带来了更多成员，也使核心团队担心社团受到进一步关注。

调查中，获得校方认可的社团大多开展多样的活动，也涉及学术议题。复旦与南大的社团较多着眼于校内发展；中外合办高校的社团则有更开放的交流条件。

走出校园：酷儿论坛与地域支持

从 BBS 板块到独立论坛

酷儿论坛的前身与浙江大学的 BBS 有关。早期用户从官方 BBS 转向民间的缥缈水云间，MOTSS（Members of the Same Sex）板块后来也被迫离开。创始人 BBDD 将论坛移到校外网络，继续面向浙大学生组织活动。2005 年之后，论坛开始拥有校外会员；2011 年起，面向整个杭州招收会员。

2015 年接受采访时，站长 Owen 说：

“酷儿不是社团。”

他没有尝试向学校申请成立社团，也很难想象，在连女权社团都没有的校园里，LGBT 社团能够获批。

分享生活的组织

酷儿以论坛为核心，成员大多是论坛会员。冒刺桌游、冒刺厨房、冒刺新年趴等活动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让大家分享彼此生活的一部分，交流健康的生活状态。大型活动如新年趴可以吸引百余人到场，讲座也有满场的时候。

离开校园的正式社团体系，给酷儿留下了活动空间，却没有解决所有问题。宣传和招募仍与校园密切相连：在校园论坛发帖可能遭遇恐同言论或删帖，未经审批的海报会被撕掉，讲座也可能在临近举办时被拒绝借用场地。

校外空间与校园联系

酷儿逐渐把更多活动移到校外，用涂鸦等方式宣传，冒刺活动中心也迁至市中心。Owen 表示，活动暂时避开了来自校方的直接压力，但宣传和招募很多时候仍依靠内部人脉。

调查者认为，这种转变使酷儿发展为面向杭州的组织，也带来一种不同的处境：形式上已经独立，会员和志愿者的招募却仍很大程度上面向浙大。它在大学生 LGBT 组织和地域性 LGBT 公益组织之间寻找自己的位置。

当地的支持条件也影响这种选择。调查者观察到，北京、广州和江浙沪一带的地域资源相对较多，但同一地区内部，组织之间的联系也有差别；城市看起来开放，并不意味着各个团体都能得到相同的支持。

活动受阻与成员离校：爱 Smile 协会

申请与早期活动

2012 年，湖南大学两名学生尝试申请成立爱 Smile 协会，被学校拒绝后转入非正式活动。协会与当地组织合作，曾邀请吴幼坚、张锦雄到校演讲。

据受访成员长颈鹿回忆，2013 年 5 月 17 日，长沙一场反歧视游行的组织者被捕。爱 Smile 包括会长在内的两名成员受邀参加，也被带走关了 12 个小时。此后，校方要求校内组织和教师不与协会接触；一项原计划调查教员对 LGBTQ 群体态度的问卷也未能继续。

招新、活动与交接相继中断

2013 年 10 月，协会在百团招新中摆出摊位，被举报后遭学校叫停。负责人同时承受工作与此前事件的压力，社团活动逐渐只剩内部交流。

2014 年，协会邀请几位老师讨论同志婚姻合法化，活动在举行前再次被叫停。长颈鹿毕业后，对社团的了解停留在那次活动的道歉公告。调查者从后续成员处得知，协会已停止运作。

长颈鹿感慨：

一般组织在起步阶段需要负责人的努力以使其成型，独立运行。可惜的是我们在发展初期遭到了太大的打压，后续的工作还没有来得及展开，两个负责人先后毕业，其实也是非常遗憾。

爱 Smile 的经历中，外部压力与负责人毕业、交接未成接连发生。组织还没有形成稳定运转的条件，早期成员便已离开。

地域支持的差异

福建的经历也说明，地域支持是一个复杂的条件。调查记录中，厦大彩虹社得到教师支持，却始终未能注册，成立一年后便很少有活动消息；迁出校园的海西同心社则继续发展。2015 年，福州大学成立 COLORS 社团，厦门大学也有性别教育学社正在申请，调查者当时尚不了解两者的后续情况。

共同的困难

活动难以持续

活动在举行前被临时叫停，是受访社团反复提到的问题。2015 年 10 月刚成立的清华 purple 小组，也已遇到过一次。

临时取消使组织者难以向参加者交代，也消耗核心成员的热情。一些社团的活动越办越小，参与人数随之下降，下一次活动又更难组织起来。

管理层青黄不接

高校 LGBTQ 社团的工作通常没有报酬，还可能遭受非议和压力。投入未必能换来足够的参与和关注，换届时也经常无人接手。

同在川农 LGBT、RainbowUESTC 曾因交接困难出现活动断层，多个网络平台同时停止更新，因而一度被调查者误列为已经停止运作的社团。网络上的沉默，也可能是组织暂时断代的结果。

合作活动的风险

与社会组织合作，可以获得资源和活动机会，也可能使学生社团承担额外风险。爱 Smile 的经历是其中一例。南师性别性向平等组织的负责人也提到，2014 年曾收到参加游行的邀请，因手续不全而拒绝；此后，校内仅报道相关活动的刊物负责人也受到处分。

经费与项目合作

资金不足往往与公益领域的项目运作方式相连。一位业内受访者向调查者描述，有些机构接下全国性校园项目，再以小额资金委托高校团体执行；部分小社团先垫钱完成活动，却因转接方没有兑现项目款而难以继续运转。

这位受访者还提到，部分组织会因所接受资金的来源受到影响。对学生社团来说，垫付、款项兑现和资助来源都可能成为合作中的困难。

几种发展方向

以下讨论主要着眼于普通高校社团。中外合办高校的校园氛围和管理条件，与多数受访组织有所不同。

以学术研究争取校内空间

南京大学性别性向平等协会曾开展“南京大学校园性别、性向平等研究及推进”项目，作为社会实践学生示范项目发表论文。受访会员认为，这些成果为学校赢得荣誉，也减少了协会面临的压力。

知和社则通过社会性别议题、女权讨论和学术研究开展活动。这些工作让社团在校内获得一定认可，也使它们能较稳定地继续运作。

借助地域网络

清华 purple 小组成立初期便与北京其他高校的相关社团、小组建立联系。中大彩虹小组则有机会同广东及港台地区的 LGBT 非政府组织合作、交流。

对新成立的学生组织而言，这些网络可以提供经验、合作机会和支持。它们的发展条件，因而也与校外组织之间的联系有关。

向校外组织转型

除了酷儿论坛，海西同心社也是一个案例。它于 2006 年 11 月 6 日注册为福建师范大学校级社团，2011 年 12 月转型为民间非政府组织。

学生社团人员流动快，传承和应对校内管理需要投入许多时间。负责人认为，一直留在高校会使有经验的人不断流失。将核心团队移出校园，是为了留住这些经验，在更大的地域范围开展倡导和教育。

一位社团成员为什么发声

原稿最后，一位发言者从调查者转回高校 LGBTQ 社团成员的身份，谈到中大学生秋白因教材对 LGBTQ 群体的不当描述而起诉教育部的经历。

据文中转述的秋白自述，2015 年 8 月，校方向家长谈及诉讼及其性倾向，随后她被家人带回。发言者在知和社公众号转发后续报道，社长也因此被约谈。原稿同时保留了核实边界：当时网传的“不能毕业、停用校园卡”等说法尚无法确认。

发言者由此谈及自己的经历：看过叶永鋕的纪录片，也亲历过歧视，以及教师、长辈对此的漠视。那些经历令其相信，让歧视和不公被看见，本身就有意义。

很多时候，很多的残忍的歧视和不公，只要没有足够多的人说出来，它就会被隐藏在各种鲜亮的借口下，除了当事人，无人看见无人关心。在沉默中，被歧视者自身都可能忘却了不公。

人和人之间所应该为彼此做的，本来是互相成全，为彼此营造出一个更宽广的环境，而不是相互封杀，彼此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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