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发布：杭州高校性少数学生生存状况调查

调查者说

阿园：感谢酷儿论坛的朋友们此前对本研究的支持和关注，也感谢各位受访者的参与，我们选取了部分研究结果在酷儿论坛上与各位分享。这个研究还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也请大家批评指正，如有疑问请联系我：xinyuanli97@gmail.com。

此外，感谢同语和 CSYN 对本研究的资金支持。

研究方法和样本

本研究关注杭州市性少数学生的生存状况，包括自我认同状况，社交状况，性健康状况，心理健康状况，以及遭受霸凌、歧视及不公正待遇的状况几个维度。我们关注几个维度之间的相互关系，特别关注学校的制度支持学校对性少数学生的生存状况是否有促进作用。

本研究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收集了 419 份问卷，开展了 18 例个案访谈以及 2 次焦点小组访谈，共收集到 21 所高校的制度信息。

问卷的样本来自 28 所在杭高校，个案访谈和焦点小组的受访者来自 8 所高校。问卷样本主要集中在浙江大学、杭州师范大学、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浙江外国语学院、中国美术学院和浙江工业大学，75% 的受访者目前是本科生，超过 90% 的受访者自我认同为顺性别，其中 49% 为顺性别女性，近 90% 的受访者自我认同为同性恋或双性恋。

自我认同

表 1 对于性倾向的感受(N=419)

超过 60% 的性少数学生对自己的性倾向认同有积极的感受(非常好、还不错)。

我们在访谈中发现，受访者对自己的性少数身份呈现出不同的感受：

“我感觉 (性少数身份)并不是那么重要，我比较随性，无所谓。你如果要认识一个人的话，首先要认识到这个人本身，而不是他的标签。你需要接受每个人都是一个个体，并不能简单地通过他身上的某一个特质，把他归类。”(I2)

“应该是从初中开始发现，一直到高中确认，我觉得(是)慢慢接受这么一个过程，到最后就已经能够很好地接受自己。”（I7）

“目前我认为自己是一个自我认同很好的人，会比以前更加的坚定，越来越坚定。”(I8)

“(对性少数身份)我感觉到不舒服，但是又无能为力。”(I14)

社交状况

表 2 交友渠道(N=419)

研究发现，绝大多数性少数学生都认识其他性少数人士，极少数一个也不认识，这有赖于互联网的普及以及杭州同志社群的发展。

其中，运用网络平台(包括面向同志的社交软件，以及其他社交媒体、网络论坛等)来结交性少数朋友的比例最高，超过 80% 。可见，互联网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性少数人士之间彼此的联结，帮助他们摆脱了此前孤立的状态。通过校内的课程或活动来认识性少数的比例较低，这是由于性少数学生在课堂上或校内活动中通常不会公开自己的性少数身份。

24.344% 的性少数学生通过参加由性少数机构组织的社群活动来认识性少数，这和杭州的性少数机构数量少、覆盖范围小、活动频率不高有关。然而，这一数据比起实际状况依然是偏高的，研究者在问卷发放的过程中很大程度上借助了杭州两家性少数机构的人际网络，问卷填写者对杭州性少数公益社群或多或少有所接触。

超过 40% 的性少数学生通过朋友介绍来认识其他性少数，这表明私人关系在性少数学生的社交中依然是重要的。仅 5.489% 的性少数学生通过同志酒、浴室、公园等社交场所来交友，这些传统的同志社交场所如今不再受到性少数学生们的青睐。

出柜状况

表 3 出柜对象(N=333)

接近 80% (333 人) 的性少数学生在当前就读的高校内有出柜经历, 其中绝大多数的受访者选择向同学出柜，而向家人出柜的比例要低得多，只占到 36% 左右。他们害怕受到家庭成员的排斥，对获得家人的理解和接纳显得更没有信心。 与此同时，75.418% 的受访者也曾向校内人士掩饰或隐瞒自己的性少数身份，他们同样担心自己的身份暴露：

“不会主动分享(自己的性少数身份)，只是问到了我不会说谎。可以回避，但并不一定实话实说。尤其是对比较不熟的人，感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I2)

“如果有人问起来(我是不是同性恋)，我会让他们觉得我(自己也)不确定，把它当成一种掩饰也可以。”(I13)

“(如果别人问我是不是同性恋)，我一般会开玩笑问他，你觉得我像吗？”(I6)

反问是一种很有效的策略，它利用了人们根植于内心深处的恐同心理。提问者自己也认为“你是同性恋吗？”这样的问题是具有冒犯意味的，而受访者的反问则有效地避免了尴尬的发生，提问者通常不会继续追问下去。

遭受霸凌、歧视与不公正待遇

表 4 遭受何种形式的霸凌、歧视或不公正待遇(N=419)

38.425% 的受访者汇报称自己在校内曾遭受过霸凌、歧视或不公正待遇。

校园内，同学和教师都是霸凌和歧视的实施者。279 人次受到过来自同学的霸凌或歧视，而 111 人次受到过教师的不友好对待。包括被同学在未经本人允许的情况下告知他人自己的性少数身份，受到针对言行举止的批评指责，受到性骚扰，或是因自己的性少数身份而被取消评奖评优资格或受到处分。

受访者提供了一些具体的案例：

“在新生群里公开自己性取向的时候，一个不认识的同学说了我这种是不对的，是因为我还没遇到好的男生才这么想。”

“我的朋友同学们基本不知道我是性少数，但我曾试探过他们对性少数群体的看法，得到的是‘恶心’‘应该去死’之类的回应，于是更加不敢出柜。”

“大一的时候有个莫名其妙的人把我的姓名、班级、照片、家庭住址等资料发到一个微信群里然后辱骂。”

“参加校园主持人招募的时候被要求女性一定要穿礼服，我是指通常的女主持的礼服，一般都是些裙子，而因为我做不到这一点就剥夺我参加的权利。”

高校的支持性制度

这一部分考察高校是否有对性少数学生的制度支持，包括是否开始性别课程、是否设立关注多元性别议题的社团、是否有支持性校规、是否聘有掌握性/别知识的心理咨询师、是否设立无性别厕所。

然而，我们发现，一方面是性少数学生严重地遭受霸凌、歧视和不公正待遇，而另一方面是高校对性少数学生支持制度的普遍缺失。在我们调查到的 21 所高校中，15 所高校没有任何对性少数学生的制度支持，所有高校都未设立关注多元性别议题的社团和禁止歧视性少数学生的校规。高校之间主要的差别存在于性别课程的开设上，6 所高校开设了性别课程，占到所调查高校的 28.571% 。浙江大学是唯一一所拥有一名掌握性/别知识的心理咨询师的高校。总体而言，高校在保护性少数学生的权利和反对针对性少数学生的歧视方面都还做得非常少。

有至少一项制度支持的学校包括(排名不分先后)：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浙江大学、浙江工商大学、浙江工业大学、杭州医学院、浙江警官职业学院。

性少数学生对校园环境的满意程度也普遍较低。不满意的方面集中在学校对性少数学生的制度支持、校内性/别议题社团的活跃程度和校内可供讨论性/别议题的渠道上。

在访谈中，受访者对学校制度环境改善的期待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开设更多的多元性别课程、提供更多性教育、支持多元性别社团的发展、为教职工提供性别友善培训、修建无性别厕所和宿舍，等等。

与此同时，一些学生认为学校对 LGBT 活动的限制过多，他们希望能够有更多自主组织活动的空间，而不希望学校进行积极的干预：

“希望学校不要管那么多，有一些其实就是人畜无害的活动，为什么不能办，对吧？比如说科普或者宣传一个电影或者是怎么样，但这种也不至于造成意识形态的影响，所以说我觉得就何必搞得学生也不开心，学校还要花人力资源去把这些事情处理掉，真的没必要！就少管一点。”(F12)

“学校只需要给我们自由就可以了，它根本就不需要做什么，只需要给我们安全感就可以了，它根本就不需要去做什么，因为它什么都做不了。它现在是负的，现在它的整体文化，整体氛围，不允许这样社团成立，不支持这样的公开活动，讳莫如深，不讨论这样的话题，不开展这样的课程。不想让这个东西跟大家讨论，这就是负的，这就是回避。他只要摆回零就够了，我都不需要它变成正的。降低对这方面的管控，当有同学想举办这样的社团的时候，它不要禁止，有老师想办这些课的时候，它不要不同意。”(I6)

我们可以从性少数学生对个人身份的理解来考察他们在对学校角色的期待上的差异。有的性少数学生认为性少数身份更具有公共性，他们的权利应该得到校方的积极维护，因此他们倾向于与学校对话，希望学校能够担负起维护正义的职责。另一部分性少数学生认为性少数身份更是私人的，是一种生活方式与文化认同，因此他们强调校方从性少数学生的活动场域中退出，减少对性少数学生私人生活的介入，无论这样的介入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

然而，两种态度都指向对现状的不满，性少数学生要求学校做出改变。

社交状况与生存状况的关系

社交状况与自我认同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与性健康、免受歧视之间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一些性少数学生在访谈中表达了对线上群聊的负面感受。

“我加过(学校名)一个 gay 群，大概也就几十个人，可能就那么十个人左右在说话，但是每天说的话题重复无聊，要不就在里面发外卖的红包。一些莫名其妙吃吃喝喝，或者是今天天气真好这种类似于这种。我后面就退了，感觉没有什么社交的价值在里面。”(F12)

“当时我加群几分钟就退了，实在是受不了，因为我一进去我就看到他们在刷复读机，刷女德学习班。明明是 gay 群，但是在刷很多那种话，现在好像还有挺多人喜欢这么说的，我就很受不了，很快就退群。我后来因为这种不好的印象，就一直比较排斥以这种形式加的群。”(F7)

难以融入线上群聊有多方面的原因，话题琐碎、无法形成有效的讨论，等等。

受访者 F7 指的“挺多人喜欢说的那种话”，是男同性恋亚文化的一种体现，包括“淋语”“姐妹相称”等充满恶搞意味的性元素的话语。由于与主流文化的巨大差异，这一亚文化很有可能给初次接触的人造成“文化冲击”。与此同时，融入亚文化是男同性恋身份建构的过程，更好的融入意味着对身份更高的认同，难以融入亚文化可能造成在社交和自我认同方面共同的挫折。

此外，身份认同的建构与人际互动密切相关，在性少数的社交互动中，性/别身份往往是交际开展的基础。比如，在交友、恋爱或社群活动中，性少数需要进行自我介绍，或者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这就要求他们形成一套完整的对于自我性/别身份的概念化表述。通过援引被普遍认可的性/别身份分类范畴（如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等），将零碎的生命历程整合成一套具有内在逻辑的线性叙事，才能与他人开展有效的对话。在社交互动中，个体通过各种仪式形成了自己的社会身份，并为自己的生命赋予特殊的性/别化意义，这些都促进了自我认同的形成与加固。

受访者 F15 表示自己在社交软件中获得了乐趣：

“rela (一款面向性少数女性的交友软件)的话我玩得比较多，因为它有挤眼功能，就是人气。我觉得每天我就像网恋少年一样，沉迷于挤眼人气，把自己人气弄高，和别人互相挤来挤去，其实都是商业互吹。还有关注一些长得好看的小姐姐，每天看他们分享的短视频什么就很开心，长得好看的人，你看她们就会觉得心情好！”(F15)

而受访者 I8 就是在社交中获得了自我认同的提升：

“我从初三开始有第一次性交。在不断的性交过程当中，我的自我认同不断提升。目前我认为自己是一个自我认同很好的人，会越来越坚定。”(I8)

对 LGBT 而言，寻找性伴侣是社交的一个重要部分，I8 的经历就体现了这一点。总体而言，社交状况更活跃的学生有更多的渠道来获得性行为，他们更需要进行安全检测，对安全性行为的要求也更高，无防护措施或是不定期进行检测带来的风险就更大。然而却很少有人能够满足所有性行为都有防护措施、定期检测的要求，这就解释了社交状况和性健康之间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高校制度与性少数学生生存状况的关系

学校制度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显著的，只有在分值是 4 (即高校拥有 4 项对性少数学生的支持制度)的时候才呈现出了与心理健康的显著正相关关系。

正如我们之前所说，杭州的高校对性少数学生的支持制度是普遍缺失的，高校在保护性少数学生的权利和反对针对性少数学生的歧视方面都还做得非常少，就算是得分最高的学校也不能对性少数学生的生存状况产生显著的积极效果。我们认为，显著效果需要在达到一定的阈值后才能有所体现，这要求学校为性少数学生提供更多的支持，提供更多性教育和多元性别教育，为教职工提供性别友善培训，将保护性少数学生权利、禁止霸凌和歧视写入校规，成立性别平等委员会，支持多元性别社团的发展，设置无性别厕所，鼓励多元性别议题的学术研究，提供对性少数学生友善且专业的心理咨询服务，等等。

另一方面，校方对性少数的态度与美国军队的“不问不说”政策有相似之处——在制度层面，学校并没有明显的歧视性政策，只要学生不主动在公共领域出柜，校方就“默许”和“宽容”他们在私人领域进行自己性少数的生活方式。然而，正如刘人鹏和丁乃非(2007) 指出，“默言宽容”的文化假装性少数不存在，并以自上而下的宽容来换取性少数的沉默与噤声。它并非依靠暴力来压抑性少数的身份表达，而是通过弥散在校园中的禁忌文化来施以限制。“看见”性少数是积极推动制度建设的前提。改善校园文化，建设一个对性少数更为友善、包容的校园环境，鼓励性少数积极参与公共表达，构建讨论性/别议题的公共话语空间，对提升性少数群体在校园内的可见度至关重要。

“酷儿”的自我认同

我们在回归分析中还发现，性别认同为间性别、性别酷儿、流性别、无性别、不确定和其他的学生，他们的自我认同状况显著高于顺性别学生。

West(2016) 认为，自我认同为“酷儿 (queer)”的人往往具备更高的社会地位与更强的文化资本。随着反对二元性别的酷儿观念在学院日益建制化，自我认同的性别为酷儿的人之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经过良好的人文社科教育的左派中产阶级大学生和知识分子，而给自己贴上非二元的身份标签越来越是一个人具备独特个性和自我反思精神的体现，这种围绕着酷儿身份的“勇气叙事”也越来越受到青年人同辈的肯定与称赞。

在我们的研究中，酷儿对自己的身份有着更强的认同感和骄傲感，可能与这群人特殊的文化教育背景相关，也可能与当代青年流行的“酷”文化将反对二元性别视为更激进的、因而也是更值得追求的身份有关。

性少数学生的出柜选择

我们考察了性少数学生在校内的出柜状况是否与其受到霸凌、歧视或不公正待遇或在校内收到的言论反馈有关。

性少数学生在校内的身份公开程度与其得到的积极反馈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我们认为，友善的言论环境会鼓励性少数学生公开身份，而在出柜行为在得到周围人的积极反馈后，性少数学生会乐于向更多的人公开自己的身份。

“大学刚开始的时候，无法很快的建立自己的亲密关系的一个圈子，可能压力比较大，或者需要进行一些就是情感上的交流，就是主动告诉了几个同学[我是同性恋]， 可能是试探一下他们。他们的反应也都比较正常，顶多(最坏)无所谓的。当然是有一定的效果，不然我也不会选择去做这样的事情。”(I2)

“我基本上（出柜）碰到的反馈都是很友善的……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不会去回避这方面的讨论……这样别人来问我就会告诉他。”（I13）

受访者 I13 在学生社团出柜后得到了友善的反应。次年，社团内有新人（异性恋）在自我介绍时说“我性取向正常”，这令 I13 感到气愤，并直接表达了对该同学措辞的不满。出柜后得到的友善反馈激励了 I13，加强了他对个人同性恋身份的认同，这转化为持续出柜的动力，并且使 I13 有勇气站出来发声，这体现了友善态度对出柜行为的持续促进。

相反地，不友善的态度则会抑制性少数学生进一步公开自己的身份，而是选择“呆在柜中”。一位问卷受访者分享自己的经历：“我的朋友同学们基本不知道我是性少数，但我曾试探过他们对性少数群体的看法，得到的是‘恶心’‘应该去死’之类的回应，于是更加不敢出柜。”

而免受霸凌、歧视和不公正待遇对于公开身份则完全不显著。因此，由于不确定会受到怎样的对待，是友善的鼓励，还是歧视性话语，甚至霸凌，性少数学生在做出出柜选择的时候还是谨慎的。这也使得性少数学生会选择性地向某些人出柜，并选择性地向某些人掩饰自己的身份。

性少数学生需要鼓励和友善的回应，需要确定公开身份是安全的，才能在校园内过一种不用为自己的性取向受到暴露及可能的后果而担惊受怕的生活，这可以极大程度地免除他们在心理上的沉重负担。而这也对学校在为师生提供多元性别教育、防止针对性少数学生的歧视行为发生、保护性少数学生权利等方面提出了要求。

参考文献

1.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2016). 中国性少数群体生存状况——基于性倾向、性别认同及性别表达的社会态度调查报告.
2. 劉人鵬, & 丁乃非. (2007). 含蓄美學與酷兒政略. 載劉人鵬, 丁乃非, 白瑞梅. 罔兩問景: 酷兒閱讀攻略. 中壢: 國立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
3. 吉野贤治. (2016). 掩饰：同性恋的双重生活及其他.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同语. (2016). 性与性别少数学生校园环境调查报告.
4.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13).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DSM-5). American Psychiatric Pub.
5. Kosciw, J. G., Greytak, E. A., Giga, N. M., Villenas, C. & Danischewski, D. J. (2016). The 2015 National School Climate Survey: The experiences of lesbian, gay, bisexual, transgender, and queer youth in our nation’s schools. New York: GLSEN.
6. Liu, Caiyu. (2018, Nov 7). Chinese delegation’s stance on LGBT issues at UN applauded at home as massive progress. Global Times. Retrieved June 27, 2019, from http://www.globaltimes.cn/content/112635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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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Zou, C., Andersen, J. P., & Blosnich, J. R. (2013).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bullying and physical health among gay, lesbian, and bisexual individual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sychiatric Nurses Association, 19(6), 356-365.